杨慎的六朝诗论

杨慎对六朝诗的褒扬，在崇尚盛唐诗风的明中期几乎是文艺界的一个特例，但他六朝诗学观的产生、定型与明代中期的诗学思潮、文艺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将杨慎诗论置于当时的诗学思潮与时代语境中，考察其与当时主流诗学观的异同，方能对杨慎的六朝诗学观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明代中期执掌文坛大旗的是前七子，他们的六朝诗论代表了明代中期主流对六朝诗歌的态度。那么，杨慎的六朝诗论与前七子的诗论有何异同点，二者或同或异的原因何在？只有阐明这些问题，才能对杨慎的六朝诗论，乃至明代中期的诗歌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评判。

一、异同：溯源六朝与唯唐是尊

说起明代中期的文论界绝对避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李东阳，他是促成明代中期文学风尚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既是台阁体作家的殿军，又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的先驱［１］（Ｐ１３０）。从正德、嘉靖时期的诗学思潮来看，杨慎与前七子都深受李东阳复古论的影响。杨慎少年时师从复古先驱李东阳，学习作诗门径；步入仕途时正值李何倡导的复古思潮笼罩文坛之际，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李何复古论的影响。但杨慎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更倾向于一个自觉的求异者。面对诗坛弊病，杨慎高举六朝旗帜，这与文坛主流前七子诗学观大相径庭。

（一）溯源六朝与唯唐是尊之争

明中叶，前七子“唯盛唐是尊”的理论狂飙突起风靡诗坛。同时期，杨慎却在肯定唐诗的基础上崇尚六朝诗歌。在肯定唐诗成就方面，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在对六朝诗歌的评价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迥异的。前七子认为六朝诗文丧失了风雅之调，靡靡之音弥漫诗坛。复古派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体以代变，格以代降”，明人大致是以此为标准审视历代诗歌。明人认为，六朝诗歌正是“格以代降”的典型例证，与汉魏古诗相比，它失去了传统古诗的风雅传统。杨慎则着眼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之功，从溯源的角度评价六朝诗歌，将六朝诗歌放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强调诗歌发展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将其视为由汉魏古诗向唐诗过度的重要环节，从积极的角度对其定位。同样是关注六朝诗歌，但杨慎与前七子所得出的结论却是迥异的，为什么会如此？杨慎虽以六朝为取法对象，但也是高扬盛唐诗风大旗，进而追根溯源，探求六朝诗歌与唐诗之间的渊源。杨慎以编选六朝诗歌选本《五言律祖》来说明唐诗与六朝诗歌的关系，自杨慎开此风气，之后的张谦、王宗圣编选《六朝诗汇》，同样表现出对六朝诗歌的兴趣，就唐诗与六朝诗歌之间源流关系亦作了说明。如金城在此书序中说：“夫诗之有靡艳，犹车服之有朱彀，女工之有丹绡也。岂必椎轮之是而朱彀之非乎？岂必疏布之是而丹绡之非乎？”［２］（Ｐ５８）此言意在说明诗歌创作的艺术取向应该多元化。历代学者大都抨击齐梁绮靡轻艳的诗风是对传统诗教观念的背离，但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讲，如果始终笼罩在传统的诗教观念中，那么诗歌岂不是停滞不前？因此，齐梁时期的诗歌风格是诗歌发展演变的结果，论诗者不应以汉魏古风为标准来衡量此时的诗歌作品，毕竟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六朝诗汇》的编选刊行，也有为六朝诗歌正名的意味。前七子力图恢复古典的审美理想，宗法汉魏，否定六朝；而杨慎以尊重诗歌的艺术性为出发点肯定六朝。两者诗史观的差异，必然带来价值评判上的差异。可以说，在尊汉魏还是尚六朝的问题上，他们均为各自的理论找到了可以扎根的土壤与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六朝诗汇》与《五言律祖》的刊行，不仅反映了当时诗坛上在选本批评方面的进步，也反映了复古诗风盛行下敢于反驳“诗必盛唐”论的另一种声音，是对杨慎崇尚六朝诗论的一种支持。这几部选本皆为明人编选的六朝诗歌的汇总，它们所体现的诗学观点也答题一致：第一，选本的选编目的都是力图改变诗坛上唯唐是尊的诗风；第二，他们都关注六朝诗歌自身的艺术特点，为六朝诗歌正名；第三，他们都是积极的六朝诗歌的倡导者。这说明，杨慎并不孤单。杨慎溯源六朝，主张诗歌批评不应当割断历史，针对六朝诗歌与唐诗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应当以联系的眼光，探本求源，纠正那些割断六朝诗与唐诗之间关联的言论。

（二）六朝诗风优劣之辩

前七子为何对六朝诗歌大加贬斥呢？首先，前七子沿袭了历代以来对六朝诗歌的评价，认为六朝诗歌奢华浮靡的诗风与其倡导的古典诗歌审美理想存在本质的差异。如李梦阳在《章元饯会诗引》中说：“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大抵六朝之调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何景明说：“晋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风益衰。其志流，其政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３］（Ｐ３０１）两位文坛的复古领袖对六朝诗歌的识见大概沿袭了前人旧说，对六朝诗歌的评价在理论核心上并没有大的突破。他们主张复古、排斥六朝诗歌是因为六朝文学偏离了他们的审美理想与创作初衷，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儒家的诗教传统恢复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原有风貌。基于这个目的，前七子主张复古，他们的复古思路承继于严羽“以盛唐为法”“取法其上”的观点，但是更进一步，他们创立并实践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诗歌创作规范：宗法盛唐，进而上溯到汉魏、诗三百；古体宗法汉魏，近体师尊盛唐。何景明在《海叟集序》中称：“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李、杜）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４］（Ｐ１１７）李梦阳在《刻陆谢诗序》中说：“夫五言者，不祖汉则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当效陆、谢矣。所谓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５］（Ｐ４６５）他主张复古，倡导“第一义”之说，他说：“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４］（Ｐ１０８）何景明推崇汉魏古诗，他认为自六朝到唐宋，“虽代有作者，而汉魏之风蔑如也”［４］（Ｐ１１８）。从以上李何等前七子的论调中可以看出，前七子认为汉魏风骨在六朝诗歌中已经丧失，由此而造成了诗歌创作上的疏离。针对于此，历代批评家都有过不少的议论，而其中徐祯卿的表述正中肯綮，“晋宋王而新声作，古风沉滞，盖己尽甚焉……崇文雅之致，削浮华之风，敦古朴之习，诚可尚矣”［６］（Ｐ７８２）。毫无疑问，前七子崇尚汉魏时期诗歌的“文雅之致、古朴之习”，因而反对六朝的“浮华之风”，而此种论调基于他们崇尚格调的立场，倡导汉魏盛唐诗歌的高格逸调，批判六朝诗歌有失古朴之意。其次，前七子在宗法对象上继承了严羽的旧说，此点相比于杨慎的取法对象就显得相对狭窄了。前七子基于此种狭隘的诗学取径，对六朝时期的诗人评价不高，如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４］（Ｐ１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