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学理论论文
地域是相对于整体区域概念而言的，地域的存在，单纯从自然因素考虑，更多侧重的是其地理方面的内涵，然而把地域一词放至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看，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文化内涵。“从外延来说，它主要指自然地理地貌，再深一层有民俗习惯、礼仪制度、宗教信仰、方言俚语等，处于核心层面的则是人的心理意识、性情秉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１］那么，依托“地域”而发源的文学，也就会因为此地域与彼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或者说多元化的发展，这种依托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我们可以粗略的称之为地域文学。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地域文学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地方性、民族性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使得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而且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由同一地域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作品各具特色，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相似点就是对本土精神的坚持和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学现象或者形式上松散的作家群系列。
在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上，如果把对地域文学的作品所作的审美分析，诸如作品的思想意蕴解读、语言特色赏析等看做是内部研究的话，那么从文化的方面，诸如历史、政治、经济、风俗、宗教或者自然环境等方面对地域文学所作的研究应该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是一个更宽泛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称之为是文化语境，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所作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地域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点，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偏颇，这就是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对应起来，过于强调“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事实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关系不仅有相对程度的稳定性，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流变性。文化不仅仅构成了文学的一些背景和特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是文学的深层底蕴与资源，文化的流变与文学的流变还有着深刻的互动性。［２］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给予地域文学研究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把对文化的理解不是放在地域文学研究的背后，或者说是转变文化作为地域文学研究语境资源的固定套路，让文化放在一个与地域文学对话的位置，那么在文化参与地域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从而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且还能多侧面、多角度地关注地域文学，反思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以云南昭通作家群为例，探讨文化视角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拓展。
一、文化与作家
地域文学中的作家，在文化的传承上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可以说地域文化是本质要素，而作家及其作品则是地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地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了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学作品。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３］任何一个有独特风格，尤其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浓厚而深远的文化传承渊源，他的创作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４］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对他终生的经验都起着不可摆脱的“同化”或“顺化”作用。那些曾为我们深切体验的东西并未在我们脑海中消失，相反，它们储存和潜藏于个人无意识，而这个个人无意识包括一切在个人经验中曾被意识但又被压抑或遗忘，或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意识印象的属于视觉阈下的东西。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可将一组心理内容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情结。［５］对于地域文学中的作家来讲，自己植身其中的就是文化土壤，这种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基因模式。在这里，文化视角的介入，可以全方位的解读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文本气质和思想意蕴，并能对地域文学的兴起和作家群体的出现做宏观的概览和深入内部的透视。
近年来在文坛兴起的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现在在昆明和昭通两地的一群昭通籍的中青年文学写作者，这是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作者群体。它不是一个很准确很严密的概括，但它又反映出了人们凭印象、直感感觉到的云南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九十年代以来，来自昭通的一群作者，文学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云南显得较为突出；他们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６］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学创作群体，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并且到目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这个中青年创作群体，从事着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方面的创作，著名作家夏天敏和著名诗人雷平阳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代表了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创作的最高水准。
昭通文学现象的兴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从本质上看，不可忽略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昭通文化摇篮”。在这个文化摇篮中，他们作为一个受动体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浸润和气质熏陶，并且积淀成为作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作家对文学价值观的选取，影响着作品的文本气质，以及作品思想意蕴的表达。故乡是伫立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一处永不褪色的风景，是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珍藏的一壶老酒，更是他们心灵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种对家乡的迷恋、热爱、思考、对弱势生命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著名诗人雷平阳在《雷平阳诗选》封底中写到“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他写云南、昭通，写昭通的土城乡，乡愁、乡思和乡恋是他诗歌有力而坚实的依托；夏天敏《好大一对羊》，以凝重的笔触，描写了地处乌蒙山腹部农村的现状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对农村农民的生命处境表现了深重的忧虑；陈衍强的诗《农村现状》、《母亲的远方》，泣血的文字书写的是背后的乌蒙泪；黄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乡“牛场坝”为题材，尽显凄美神韵；刘广雄《星光木棉》和《父亲的疆土》虽为军事题材，却不失昭通式的文化本色……。在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中，他们从自己生活过的那一片土地汲取营养，他们关注着自己的家乡，展示着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描绘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对家乡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给予揭示和理性思考。丰富的童年经验，深沉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生活的熟稔，与家乡文化的血缘关系，使得这些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与文本气质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