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战争诗歌的叙述视角

杜甫一生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以时间顺序计，其中有唐与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安史乱后反击吐蕃人侵的战争、巴蜀两湖地区的军阀混战等，这些战争只有前一种发生在边塞，后三种则属内地战乱。据初步统计，在杜甫的１４００多首诗歌中，集中描写边塞和战乱的诗歌３００余首，直接描写边塞征战的诗歌超过４０余首［１］。在这些诗歌之中，既有唐王朝为维护边境及商路安全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也有唐王朝平定叛乱的战争以及唐王朝及地方军阀为拓疆封侯而进行的侵略战争、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自相残杀，及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罗宗强《唐诗小史》中写道，杜甫的诗歌“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特别是写了这场大战乱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血泪灾难。他的诗可以说就是安史之乱中唐社会的画卷”。本文通过对杜甫诗歌中描写战争或者以战争为背景的诗歌的语言形式的细读，探讨这一类诗歌总体的语言形式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特征。

杜甫的诗歌，人称“诗史”。唐人孟?ぁ侗臼率?bull;高逸》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２］。“安史之乱”是历史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一场国内战争。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有“诗史”之名，也正是因为他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纷繁的战乱或者战争的史实。他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７５６）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写作了《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写了《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等等，而这些诗歌，与战争有着深刻的关联。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为杜甫创造了诗歌创作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素材，正是在此基础上，诗人在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感情中凝练出别具一格的诗歌作品。

“视角”或“叙述视角”（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ｏｆＶｉｅｗ，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ｉｎｇ　Ｅｙｅ，Ｆｏｃｕｓ　ｏ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也叫叙事视角，是指叙事时观察事物的角度。其最初来源于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在叙事学诞生以后，其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范畴，而是拓展到其它领域。在叙事学中，不同的视角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总体来看，申丹在其《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一书中将其概括为外视角和内视角的九种类型［３］。杜甫的战争诗歌既有外视角（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也有内视角（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外视角中，如《石壕吏》属于旁观式视角。杜甫的战争诗歌多数以内视角为主，即观察者处于作品之中，作者杜甫在作品中承担了某一角色，有自己的身份与话语和情感。这一叙述视角基本上是以叙述者杜甫本人的所看、所感为出发点，其优点在于既可以叙事，又可以发表议论，比较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反映人物心理。因而其叙事视角可能会不断地变换，即使是在单篇诗歌之中。

旁观式视角：白描旁观式视角指的是叙事者相当于摄像机的镜头那样，如实记录下事件的经过，这一视角具有较强的逼真性和客观性。众所周知，杜甫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而在文学流派当中，写实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流派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是，杜甫涉及战争题材诗歌中的写实，不是象现实主义或者新写实主义小说那样如实地刻画战争的残酷场面，也不是为了刻画某个典型人物性格，恰恰相反，他的写实，更多的是白描，抓住具体特征，进行简单的勾画和叙述，不讲求精雕细刻，而求总体概括，或者用简短的笔墨交代事实（这些事实本身就含有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如著名的“入门闻号眺，幼子饿已卒”句等等），是为了整个诗歌的情感和思想服务，让思想通过语言形式展现出来。即“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４］这一特点尤其集中体现在他的“新乐府”叙事诗当中，其中“三吏”、“三别”这两组著名诗歌当是记事描写的名篇。

“三吏”、“三别”这两组著名诗歌是根据作者在唐军相州败后，从洛阳返华州的所见所闻而写成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叙事诗。表现了诗人极其复杂的感情：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希望人民参加平叛战争，且表现了其时人民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还深刻地揭露并指斥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些特征，都是以叙事写实的笔墨点画了出来，而作者则往往以似不带感情的观看者身份的叙事视角出发进行客观叙述，笔墨不多，但作者那份赤子之情却于不经意间流露在言表之中。如在《石壕吏》这首五言古诗中，杜甫从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叙述视角出发，描写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全诗篇幅不长，一共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字，内容却十分丰富。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至夜，再到夜久，最后到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写起，到天明告别结束；从官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并没有发表片言只语，而是借老妇人之口，诉说了她一家的不幸遭遇。整首诗歌，处处呼应，环环相扣，层次十分清楚。但是，在这首诗歌里，杜甫以写实的笔调叙述了安史之乱时期一家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字里行间没有半句议论或者抒情，而作者的情感早已经蕴藏在其中，让战争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之情在其写实的语句中渗透出来。

另外，这一视角利用白描的手法还体现在诗人杜甫对于战争场面、背景等的描写方面。如“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作者以叙述者之眼再现了战争的现实图景。再如《后出塞》第二首中“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句，以简练的笔墨呈现意象，勾勒出一幅兵士们行军和宿营时的壮烈的环境，间接地衬托了它们的勇敢和坚强。即使是篇幅很短的记事绝句，也是以及其简练的笔墨描摹事态。如《三绝句》即是如此。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但杜甫的诗歌并不是一味客观的叙事［５］，用诗歌去写历史，而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以写实的笔墨在深刻反映和描画现实的同时，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情感和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