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聚义的性质

梁山好汉上了梁山之后，他们在社会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亦即他们的立身行事，是评价梁山聚义性质的重要依据。他们是如传统评价中所谓的顶天立地，光明磊落，还是如普遍认识的劫富济贫，救困扶危，怎样评价，不能顺大流，想当然，而应根据文本所描述的细节去考虑，因为，只有细节最真实，也只有细节才最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人们常说，有诸内必形诸外，最能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莫过于人物自己的言行。所以，要评价梁山好汉的性格特征，就必考察他们的立身行事。诚然，《水浒传》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亦如金圣叹所云:“《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是一样，便只写二个人，也只是一样。”的确，《水浒传》中百八个好汉，各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也正是现实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的根本要求。但是，百八个人，又有着这个集团的共性，对于梁山好汉立身行事的共性，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劫富不济贫

历来，传统的民间提倡江湖义士的道德标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劫富济贫，因为富者不仁，贫者凄苦，侠士通过自己的能力，劫多余而补不足，实在是济困扶危、替天行道的义举。梁山好汉劫富，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但问题是，梁山只劫富，决不济贫，这样，梁山劫富的正义性质则很值得怀疑与否定。在《水浒传》中，梁山不知劫了多少富户，获得了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和“攻破曾头市”;此外，攻入高唐州大名府等城郡，都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些不义之财，宋江从未施济穷人，都是“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仓廪根末，尽数装截上山。”(第五十四回)打下大名府，“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悉数运上了梁山。(第六十七回)在整个《水浒传》中，只有二处描写了宋江济民之举，一次是攻下祝家庄，宋江感谢钟离老人等人的帮助，赏了他一包金帛，并“各家赐粮米一担。”(第五十四回)另一次就是攻下大名府，“又开仓廪，将粮米救济满城百姓。”但要注意的是，祝家庄中给每户粮米一担，是因为钟离老人的缘故，石秀、杨林去祝家庄探路，在酒庄见到了钟离老人，在他的指示下，才全部了解其院路的走法，即见白杨树即转弯，否则是死路一条。宋江攻下祝家庄，没有钟离老人的帮助是绝对不行的。而且也仅仅是一石。宋江公开对钟离老人说:“不是你这个老人的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绕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这般语言，其杀气腾腾，真令人心惊胆颤。剩余的粮草，亦是“尽数装载上车，”运回了山寨(第五十回)。打下大名府，也?l济了百姓，只是因为路途太远，而梁中书几家金银珠宝太多，加上粮米，根本无法全部运走，所以?l济了部分粮米，就是粮米，也并未全部接济百姓，尽梁山运输之力，“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如果说，梁山兵马甚多，平日开支浩繁，这些金银珠宝，要搬上山作日常用度，似有情可原。那么，我们再看看晁盖智取生辰纲。首先，作为智取生辰纲的首领，晁盖实在是个有钱的财主，就是吴用、公孙胜，也并非穷苦人家。即就三阮兄弟，也是成天喝酒赌博，似乎也并非一文不名。夺取生辰纲，全不是生活所迫，更不是劫富济贫。目的是什么，刘唐认为是不义之财，是天送给的“一套富贵”。(第十四回)阮小七说是“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第十五回)公孙胜道:“今有十万贯金银珠宝，要送与保正，做见面礼。”(第十五回)劫得了生辰纲后，这么一大笔横产，晁盖几人便分了，没有去接济任何穷人一分钱，十一担金银珠宝全部据为己有。所以，等到白胜招供，宋江报信，吴用决计投靠梁山，晁盖担心梁山不肯收留，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可就是有第十八回)金银之多，恐怕是一辈子也花不完的，可就是有这么多钱财，他们也不肯救济贫困。所以说，梁山好汉们劫富，却从不济贫。劫来钱财，却都是供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如是而已。

二、仗义不问由

梁山好汉仗义，这是众所公认的，惟其仗义，才能混迹江湖。梁山的头领们，常以自己仗义而自豪，而江湖上的大小名望，也主要是因为仗义而生，宋江晁盖于江湖上声名远播，惟一“义”字耳。刘唐获知生辰纲之事，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投奔从未谋面的晁保正，认为他是“义士”，可以相托大事。而宋江更是被江湖称作“及时雨”，但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赔，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视金似土。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只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困(第十八回)，鲁智深之救林冲，武都头之帮施恩，无一不是在仗义行侠。但是，诸好汉仗义之举，却有着太多不合情理的地方，最主要的是体现在“仗义不问由”上。所谓仗义不问由，是一味仗义，而不问该“义”的道德价值。比如，鲁达救林冲，那是应该的仗义。林冲之悲剧，全由高俅那厮无端陷害，如不是鲁智深心细胆大，豪侠重义，林冲必冤死于董超、薛霸的棒棍之下。鲁达之举，确是义薄云天，感人肺腑。同样是英雄，武松的仗义则完全不一样，如论人格魅力，梁山百八人中，最能称得上英雄的，武松当列其冠。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大丈夫，行事光明，胸襟磊落，坦荡忠诚，不存芥蒂。就是这样一位真丈夫，真英雄，其仗义之举，却也是有着太多的不合理。武松为兄报仇，杀了奸夫淫妇，投案自首，东京府陈府尹是一个“聪察的官，”只将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的孟州城牢。到了孟州，先是免去了太祖传下来的一百杀威棒，再又是有人招待吃肉喝酒，洗澡篦头，然后还被安排住到一个雅致的去处，好酒好食，殷勤周到。这一切，其实全是施恩所为，施恩为什么对这个囚徒格外关照呢，目的只一个，这是一位打虎的好汉，利用他去夺回被蒋门神强占的快活林。按说施恩与蒋门神的争斗，完全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人的利益之争，完全是江湖上的黑吃黑。施恩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在快活林经营牟利，因为地处交通要冲，“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来往客商多，所以竟有“百十处大客店”，施恩手中有权，重要的是他“借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收取保护费，就是连“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参见小弟，然后许他趁食。”更不要说那许多赌坊了，完全是一个快活林霸主。然而，官营内新上任的张团练，职务在施恩之上，怎么能容忍他一个人吃独食呢?于是，他从东潞州带来的蒋门神强行抢夺了快活林。蒋的后台是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施恩的几十个亡命囚徒也非对手，“无穷之恨不能报得。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不在蒋门神之下，怎地得能与小弟出这无穷之怨气，死而瞑目。”几顿酒食，几句美言，于是乎，武松便上路去，一个“玉环步，鸳鸯腿”，打得蒋门神只求饶命，最后约法三章，重新为施恩夺回了快活林。小说写快活林一节，有四句诗曰:“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快活林中重快活，恶人自有恶人磨。”实在是中肯之至。假如蒋门神没有张都监的后台可依，也有施恩的小聪明，于武松刺配的路上，就一一款待，百般周到，那么，挨打的绝对是施恩了，这是必然的事实。武松醉打蒋门神，实在没有任何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只是感其关照而已。作为英雄，仗义行侠，是应该问个来龙去脉，判断个是非曲直，这样，才不至于扰乱了法度，混淆了是非。仗义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仗其正义，否则，就走向了反面。从各个方面去衡量，除了力气相差悬殊之外，立身行事，品行操守，施恩与蒋门神没有太多的差异。快活林里好挣钱，谁都贪想在那里发财，为何只有施恩一人霸守，完全可以肯定，在此之前，施恩亦如蒋门神般，强占了若干个“小施恩”的地盘，凭手中权力，更凭那“管营内八九十个弄命的囚徒”，一路打杀过去，谁敢抵挡，所以，快活林便姓施了。又假如，施恩如果没有蒋门神强占了他的地盘，他会如此看重武松，巴结武松吗?说不定，他与张团练会联合起来，“飞云浦”便结果了武松性命。于此，又想到第七十四回写，“李逵寿张乔坐衙”，李逵判案，恐怕比贪官还可怕，被告骂了原告，原告打了被告，案情情由，原被告供认不讳，在这里李大爷怎个断法:“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的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并示众。”这就是李逵的强盗逻辑。照他的形式标准，世界上的弱者都得枷号示众，打人者受奖，挨打者受罚，这样的仗义绝对是百姓的灾难!《水浒传》中，李逵的革命纲领是“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如此革命理想，不实现也罢。如真个能够成为现实，那个新朝廷一定会比徽宗昏聩、高俅奸佞更要坏得多。比起《西游记》悟空的革命理想:“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真不能以道里计。悟空的革命纲领，多少有些民主主义的萌芽，而李逵的革命纲领，则是历史的倒退，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流民意识。以这样的思想意识去行侠仗义，自然含有许多不义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