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斯迈利作品的叙事学

简•斯迈利（JaneSmiley,1949—）是美国当代一位非常博学、多产的女性作家，自198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巴恩•布林德》(BarnBlind)以来，至今已陆续发表了13部小说。其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结合后现代叙事策略的多元化创作技巧，使历史与当代文化相交融，展现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乃至整个人类在政治、战争、农业、环境、婚姻、家庭等社会各层面所面临的危机和困惑，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扑朔迷离和人类虚无的存在状态，在美国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被一些评论家誉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在小说创作外，斯迈利还广泛涉猎散文、传记、文艺理论及剧本创作，其2005年出版的《关注小说的13种方式》（ThirteenWaysofLookingattheNovel）阐明了作家自身对小说的发展历史和特性的独到见解和看法。面临当今世界的各种危机、文学批评向历史、文化、伦理、人类的回归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回潮，研究斯迈利的小说能使读者加深对人类历史文化和后现代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从事生态、历史文化、女性主义和美国文学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内学术界从本世纪初才开始较多关注对斯迈利小说的研究，并由初期的作家和作品介绍，逐渐深入到对其作品的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而在一些领域有了一定的开拓与深化，出现了一些较有理论分量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的斯迈利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一千英亩》（AThousandAcres）上，小说《山中十日》(TenDaysintheHill)和《诚信》(GoodFaith)也有学者涉猎。从研究方法来看，对其小说的研究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叙事学的角度来展开。

《一千英亩》(AThousandAcres)是斯迈利大获成功的一部作品，自1991年出版以来就倍受评论界的关注和读者的青睐，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和普利策奖，并两次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作为斯迈利最为著名的作品，《一千英亩》是国内斯迈利研究者关注最多，也是成绩最为显著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从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多种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读和批评。左金梅的《〈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张瑛的《土地•女性•绿色阅读——小说〈一千英亩〉生态批评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程静的《〈一千英亩〉：父权制农业文化下的生态意识和土地伦理观》（《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段宇晖的《〈一千英亩〉：美国当代文化批评语境下的〈李尔王〉重述》（《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李娜的《〈一千英亩〉的女性主义解读》（《徐特立研究——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等，就是这方面涌现出的理论分量较重且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左金梅是国内较早介绍并研究简•斯迈利作品的学者之一。她在《〈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生态女权主义关注的是父权制世界观下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而小说《一千英亩》则通过家庭农耕的故事，探索了女性身体与土地复杂而紧密的联系以及人类的贪婪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使用给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权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同时，左金梅进一步阐述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女性原则的毁灭，即女性被边缘化、被贬低、被取代以至最终被否定。男性把自然界由“女神”贬为“资源”，由“母亲”贬为“物质”，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1］在《一千英亩》里，人们对土地的贪婪和新现代技术的发展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其对女性身体的摧残预示了生态危机的到来与女性原则的毁灭。斯迈利本人在接受美国评论界小说奖时的讲话里也指出《一千英亩》“展示的一个复杂的论点就是反对某种形式的农耕和土地的使用所导致的环境危机和人类生命的毁灭”。［2］

张瑛的《土地•女性•绿色阅读——小说〈一千英亩〉生态批评解读》，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小说中两大主题——土地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指出：男权对土地的占有和改造物化了土地，同时，男权对女性的物化带来了土地的扩张与繁荣，而以被物化了的土地为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恶化却对仰赖土地生活的女性进行着反噬。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命运多舛，土地的丰产与女性生存以及生殖能力的下降形成了强烈的反讽，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了女人天性的缺失。正如鲁艾克特在《文学与生态：一个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中所说：“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因为我们在使用生态圈创造财富的方法破坏生态系统本身”。［3］

值得一提的还有段宇晖的《〈一千英亩〉：美国当代文化批评语境下的〈李尔王〉重述》，以及李娜的《〈一千英亩〉的女性主义解读》。段宇晖在其文中剖析了《一千英亩》与《李尔王》的互文性，提出了《一千英亩》的互文性超出了原有的文本范围，通过互文进入到了美国社会的历史性叙事之中。并进一步指出，随着故事叙事主角从老父亲向大女儿的转换，文本的主题也发生了偏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小说《一千英亩》可以说是对《李尔王》的一种颠覆。李娜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一方面通过分析女主人公金妮与三位男性的情感纠葛，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另一方面，又通过金妮在后期的觉醒和反叛，指出在父权制的禁闭下，女性只有通过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才能真正摆脱束缚，走上独立自由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像上述这些文章一样，目前国内对斯迈利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其小说《一千英亩》的土地及女性主题上，而对其小说本身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手法的研究则少有人问津。左金梅的《〈山中十日〉修辞技巧的历史文化意蕴》，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无疑具有重要的填补作用。

在《〈山中十日〉修辞技巧的历史文化意蕴》中，左金梅认为，《山中十日》通过对叙事视角、叙事线条、叙事话语等修辞技巧的综合运用，独具匠心地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一体，反映了后现代商品文化社会里人类虚无的存在状态。认知叙事学家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一文中就叙述作品提出了“行动”、“讲述”、“体验”、“目击”和“思考评价”等五类叙事视角框架。［4］310左金梅指出，斯迈利在小说《山中十日》中首先运用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惯用的“行动”和“讲述”框架，其次又兼并了现代主义小说经常采纳的“体验”、“目击”视角和后现代主义的“思考评价”视角，使得作品更具有独创性和时代感，从而最终实现了对后现代多元历史文化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