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狄传的叙事学

对于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的感伤主义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及其风格独特的小说作品《项狄传》，我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教材一般都会做一些介绍，然后便嘎然而止。诚如刘意青所言:“斯特恩在过去五十年我国的文学教学中基本上被除了名，但作为一个叙事技巧上别具一格又先于时代的小说家，他理应获得一席地位。”［1］刘意青的专著初版于2000年，不仅总结了斯特恩在我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也总结了他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所处的状况。这种状况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专著《英美意识流小说》中，李维屏追溯了英美意识流小说的渊源，指出斯特恩的《项狄传》“将有关主人公社会经历的描写降到了最低程度，而是以极大的篇幅来展示其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感性生活”，［2］认为“这种标新立异的表现手法以及他强调感性的创作原则使现代意识流作家受到了深刻的启迪”。［3］

二十一世纪虽然才走过了十一个年头，却已经目睹了我国《项狄传》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值得总结一番。一方面，有关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的专著不断问世，其中不少都涉及了斯特恩及其《项狄传》。另一方面，专门研究《项狄传》的期刊文章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不断涌现，不仅数量可观，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期刊文章中，李维屏、杨理达(2002)的《英国第一部实验小说〈项狄传〉评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全面介绍了这部小说，而且“深入探讨这部小说中标新立异的结构形式、别具一格的叙述手法以及作者对时间问题的巧妙处理”。［4］更令人振奋的是，2006年4月，《项狄传》的第一个汉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教授李登科，笔名蒲隆。该译本的出版发行，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国内叙述学研究方兴未艾，《项狄传》在这种气候下得以出版，真有点‘应运而生’的味道”［5］;二是因为《项狄传》确实结构混乱复杂，语言晦涩难懂，该译本实际上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虽然阅读译本不能代替阅读原著，但诚如译者引用孟加拉谚语所言:“有个瞎叔叔总比没有强。”［6］

就研究的视角而言，不一而足，有宗教的、哲学的、历史文化的、女性主义的，也有叙事学的。另外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体裁理论也被用来解读《项狄传》。近来，有两篇新作探讨《项狄传》中的游戏精神。就专题研究而言，李维屏教授的《英国小说人物史》专节讨论了斯特恩的小说人物，指出他们“无不执着和认真，是理性与感伤的忠实践行者”(李维屏，2008:131)。相比较而言，对《项狄传》的叙事学研究最为兴盛，正应了蒲隆在《译后记》里的预测。［7］

一、宗教与哲学研究

斯特恩家族不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而是和宗教有着很深的联系。1733年，劳伦斯•斯特恩作为一名减费生到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就读。1737年，他从这里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17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而在他之前，家族里已有三个成员在这里上过学:堂兄理查德、叔叔雅克和曾祖父理查德•斯特恩。其中以他的曾祖父最为著名，曾任约克大主教和基督学院的院长。他的叔叔雅克当时正担任克里夫兰副主教和约克教堂赞美诗领唱，他便借助叔叔的影响进了教会，于1738年成为一名牧师。他在牧师的职位上干了21年后，才动手写他的不朽著作《项狄传》。所有这一切都为探索《项狄传》的宗教主题奠定了基础。杜维平(2004)认为，《项狄传》“不仅仅是玩笑”，而是有两个明确的宗教主题:忍耐和爱。［8］杜文指出，项狄一家承受的是约伯式的痛苦，而痛苦的典型代表就是特里斯舛•项狄本人:他的不幸始于十月怀胎之前，出生时被产钳夹断了鼻梁，被起了他父亲认为最为不幸的名字，五岁时被掉下来的窗框砸伤了小男孩的命根。那么，面对这么多的痛苦，人应该怎么办呢?答案便是忍耐，而忍耐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则是沃尔特•项狄。小说家对于发生在特里斯舛身上的那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的过程叙述得比较简略，但对于他父亲的痛苦程度和承受痛苦的方式的渲染则浓墨重染，有的甚至长达几个章节四十多页。更可甚者，沃尔特•项狄不仅要承受次子特里斯舛的一连串不幸所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长子博比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从而使他“经历了从起初被动地忍受到最后笑对痛苦这一忍耐方式的转变，他学会了忍耐。”［9］

所以，“严格地说，《项狄传》的玩笑和游戏是为斯特恩宣扬基督教教义服务的，而他在这部作品中所宣扬的教义则是学会忍耐。”［10］杜文还指出，《项狄传》的另一个宗教主题是“温情:对人类的爱。”［11］小说不仅洋溢着人间的温情，而且通过强调这种温情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唯我论，反对理性，“通过对人类温柔情感的强调来确立他所信奉的宗教—英国圣公会—在宗教中的地位。”［12］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项狄传》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斯特恩在《项狄传》中七次提到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字，并涉及他的著作《人类理解论》及其核心概念观念联想、时间的延续等。杜维平、金万峰(2003)认为意义是《项狄传》的一个哲学主题，即《项狄传》是“关于意义的哲学思考。”［13］具体来讲，斯特恩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两项哲学任务:第一，质疑理性和语言在人们获得意义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意义的源泉是“构成感性内容的东西，如情感、想象、动作等。”［14］第二，试图把故事作为讲解、阐释哲学思想的一种形式，并对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艺术性的阐释”。

二、历史文化及女性主义研究

以推崇理性著称的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的主流思想，更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其助阵，矛头直接指向专横狭隘的宗教势力。［15］就英国而言，十八世纪也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前期有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洛克、牛顿、莎夫茨伯里和曼德维尔，中后期则有休谟、亚当•斯密、伯克等。受这种激流和巨变的影响，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具有“多样化和过渡性质”［16］，小说的文体形式和功用也处于探索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有些学者便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项狄传》，探索该小说形式在社会变化中的适应与变迁。黄梅、颜静兰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者，后有刘戈、曹波等学者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