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品的女性意象群

严歌苓，新移民作家，编剧，被认为是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了不得的异数”。［1］严歌苓目前在小说创作上十分活跃，是多产而高质的少数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国内外重要的文学评奖中屡获大奖，引起轰动，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首肯。著名评论家如饶?子、陈思和、陈瑞林等都给予严歌苓很高的评价：如饶?子指出，“严歌苓是近十年来北美华文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作家，也是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她的小说闪烁着‘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2］陈思和认为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3］。美华评论家陈瑞琳则感叹“：扫描北美华文文坛，不能不关注严歌苓，她是一种奇异的现象。”［4］“无论她的笔端如何变幻，作品总是以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而受到读者青睐，屡在台湾、香港及北美文坛获奖，从而成为海外新移民作家一面耀眼的旗帜。”［5］等等。

总体看来，在目前关于严歌苓的研究文献中，对单篇作品进行解读性评析的占了大多数，而相关硕士论文也大部分侧重于研究其出国后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分别针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化身份、人性等进行研究，更多的则是针对严歌苓独特的叙述方式展开论述。本文无意于再仅就某一方面继续已有论述，而只想从某种特定角度尝试整体上把握严歌苓作品风格之所以“异数”的核心性原因。

文艺学理论告诉我们：风格主要是由创作个性决定的，而创作个性往往又与那些作家一开始便遭际，并毕生反复探究的人生问题密切相关。这类问题原本是作家自行发觉的，然而运用许多观念道理却很难解释，故而它们一直缠绕着作家的灵魂。作家只能一次次用不同的人物或故事、场景“回应”这种问题缠绕。因此无数批评家前辈都一再指导后学们，足以将整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贯穿起来形成整体的，唯有人物形象（意象）。根据这一逻辑，笔者通过大量阅读，发现了贯通于严歌苓各个时期众多作品的女性“意象群”系列。

何谓意象群？要从意象说起，意象是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常见、也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最早出现在诗歌中。通常是指“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和回忆通过审美思维创造出来的融汇了主体意趣的形象”。［6］而对于叙事性文学而言，这种既能渗透作品主旨（思想、情感）又能连结并贯通作品一系列事件动作和情境场面（情节、场景）的“意象”，唯有人物形象而已。至于“意象群”这一术语是随着当代批评的新发展（如比较文学的类型学、主题学研究，神话原型批评的“原型”观念，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角色”概念等等）而在小说、戏剧、影视等文本分析中出现的。通常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中（或同一类型、同一流派、同一风格、同一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类似人物形象所构成的“角色”系列。例如鲁迅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狂人”系列，“看客”系列，“伪善的吃人者”系列等等。其二是指由上述不同“角色”系列共同组合的某种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往往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或同一文化历史背景下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呈现。例如鲁迅作品中由“吃人者”、“被吃者”和“帮闲看客”构成的关系结构等等。显然，这种“意象群”研究可以打通不同作品，透过类型、模式发现整体的表征或结构性寓言。随着文学的外部批评和内部研究再度汇合交融的趋势不断高涨，这种研究方式也日渐流行。

本文所说的“意象群”主要是指在严歌苓小说中呈现类型性的女性形象的系列或系列结构。关注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女性作家们的共同之处，然而严歌苓更加关注“边缘的女性”———这些女性游走于经济、种族和文化的边缘，在社会、人群乃至文化的夹缝中生活。笔者在研读严歌苓的小说的过程中，发现其几十年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展开：追求社会理想、竭力成为社会认可的楷模却被异化从而丢失个体生命价值的“圣女”类型形象；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主动逃离“专制”的“叛女”类型形象；受苦受难却不为社会政治等外力所动、在原始混沌状态下本真率直、包容一切、滋养万物的“地母”类型形象。这三种类型又呈现出彼此对峙、互补或相互转化的三角形“意象群”关系（见下图），这种关系不是偶然形成的，在严歌苓小说中它们反复演变，呈现出规律性和内在机理。因此本篇论文很自然地把重心放在追寻小说中这种关系与严歌苓的生活轨迹或文化身份演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上来。

这三类形象在严歌苓每个时期小说中表现、评价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一）女性意象群演变

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国文坛兴起了“人道主义热”，此时期的严歌苓从成都军区文工团转业到北京任创作员，军队里的理想主义教育，加上“人的回归”的启蒙观念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共同影响，部队中女性的解放和自由成为她这一时期的关注对象。

最初作家是为追求“圣女”的理想而塑造一批英雄或社会楷模形象的，如《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笔力遒劲地展现了女兵陶小童为追求英雄理想而使正常自然的人性被扭曲的全过程。在《雌性的草地》中三类女性形象第一次呈现着“群”的关系（如沈红霞对理想的坚贞和坚持，小点儿最初的邪与叛逆，柯丹原始自然的母性情怀）。当然此时严歌苓的创作还主要是通过小点儿与柯丹凸显沈红霞的追逐“圣化”过程。虽然《雌性的草地》延续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主题方向，全力刻画极端的“神圣”“理想或信仰”同个体自然本能欲望（甚至是“邪恶”人欲）之间的张力状况，但这部小说毕竟在严歌苓的创作中开了先河———日后创作中逐渐占据重心地位的“地母”形象第一次出现了，小说中人物间的冲突／张力格局也是第一次呈现为三重（或三角）关系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