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然叙事学的建构

1．引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叙事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无论是在叙事理论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方面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鉴于此，德国叙事学研究领军人物莫妮卡•弗鲁德尼克颇感欣慰地说:“在21世纪之初，叙事学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得很好、很繁荣”(Fludernik，2009:12)。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我们该如何推动叙事学的持续发展?对此，戴维•赫尔曼指出两条路径:“首先是重新思考叙事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其次是开辟新的不断出现的研究领域”(尚必武，2009a:103)。论及第二个路径(即，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赫尔曼特别提到了“非自然叙事”(unnat-uralnarrative)，并把它看作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项主要研究内容(尚必武，2009a:104)。在《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2010)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扬•阿尔贝、弗鲁德尼克同样把非自然叙事看作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Alber＆Fludernik，2010:14)。在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四位主将———阿尔贝等人看来，“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成了叙事理论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新范式”(Alberetal．，2010:113)。但是对于国内学者而言，“非自然叙事学”依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什么是非自然叙事?怎么研究非自然叙事?如何建构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以及后经典叙事学的其他分支(如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本文试图从四个层面来探讨上述问题。

2．超越摹仿叙事

布赖恩•理查森把西方叙事学界以“自然叙事”为原型来界定叙事、研究叙事的原因归结为“模仿思维”。他说:“在批评理论史上，好几个世纪以来，模仿思维都占据了主导地位”(Richardson，2002:58)。理查森的此番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众所周知，模仿论是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其核心论点可归纳为艺术是对某种外在东西的模仿。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现实世界“行动”的模仿。但事实上，“叙事充满了非自然的元素。很多叙事违背、炫耀、嘲弄、戏耍这些关于叙事的核心假设。更具体地说，这些叙事有可能彻底解构拟人化的叙述者、传统的人类特征、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心理或有可能超越真实世界关于时空的概念，把我们带到概念可能性的最遥远之境”(Alberetal．，2010:114)。也就是说，尽管叙事是以“自然叙事”为原型，但叙事同样存在“非自然”的元素。

在阿尔贝看来，非自然叙事是指任何在物理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即对于控制物理世界的已知法则来说是不可能的场景、事件，以及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Alber，2009:80);或是指那些超越自然叙事的规约(自然的口头故事讲述形式)或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摹仿文本”(Al-ber，2009:115)。“摹仿性”是区分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的主要特征。自然叙事在本质上是“模仿的”，而非自然叙事在本质上则是“反模仿的”。有鉴于此，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把非自然叙事解释为“反模仿叙事”(anti-mimeticnarratives)，它们“通过再现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场景和事件，来挑战和超越真实世界对身份、时间和空间的理解”(Alber＆Fludernik，2010:14)。

理查森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也一直存在两种主要文学传统:一种是模仿，另一种是非模仿。一种更加关注再现的对象，而另一种则更加关注创作的行为”(Richardson，2002:58)。前者是传统叙事理论或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后者是非自然叙事学所着力考察的对象。令非自然叙事学家们感到颇为不满的是，“很多关于‘叙事’的定义都带有明显的模仿偏见，把普通的现实主义文本或‘自然’叙事看作是叙事的原型表征”(Alberetal．，2010:114)。即便是极具权威的《叙事学词典》也未能免俗。该词典把叙事界定为“一个或多个虚构或真实事件(作为产品、过程、对象和行动、结构与结构化)的再现，这些事件由一个、两个(明显的)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多个(明显的)受述者来传达”(Prince，2003:58)。可见，非自然叙事以及叙事中的非自然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被经典叙事学家忽略了。

实质上，“非自然叙事无处不在”(Alberetal．，2010:131)。在理查森看来，反模仿叙事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古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反模仿叙事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过，反模仿叙事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理查森指出:“对后现代主义叙事的细致分析将会给分析整个范围内的反模仿小说提供工具，这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被经典叙事学忽略了”(Richardson，2010:25)。可以说，忽略非自然叙事是叙事学研究的一大缺失。理查森认为，建构“非自然叙事学”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1)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发展更为全面的叙事理论，而不是仅限于模仿叙事的理论。(2)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当代最令人激动的文学(先锋派文学、现代主义晚期的文学、赛博朋克文学以及后现代文学)做出理论评价。(3)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叙事虚构作品的区别性本质(尤其是其虚构性)的理解和赏析。(4)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可以给分析超文本小说提供一系列术语概念。(5)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有助于在现代实验派的文学与其他类别的艺术(尤其是绘画)之间建立联系(Richardson，2010:25)。

在笔者看来，除了理查森所指出的五点意义之外，研究非自然叙事至少还有其他两个方面的效用:第一，非自然叙事学可以开辟叙事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拓展叙事学研究的空间。在后经典语境下，叙事无处不在，这其中当然包括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理应被纳入叙事学研究的范畴。第二，非自然叙事学可以应对来自不同叙事的挑战，弥补经典叙事学的缺失。非自然叙事在很多方面挑战了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模式，作为诗学性质的叙事理论必须对此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