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自由银行业制度中，银行监管以市场约束为主，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市场约束作用被弱化并逐渐为官方的监管约束所取代。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监管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融全球化以及混业经营，同时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衍生产品的推出也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复杂性，政府监管越来越力不从心。The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01)指出：“市场约束能够加强最低资本标准（支柱1）和监管过程（支柱2），由此促进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因此巴塞尔协议Ⅱ的新的监管框架中把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本文系统的回顾了市场约束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期望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提供借鉴。文章第一部分描述了市场约束的来源以及存在性；第二部分描述了存款保险制度对市场约束的影响；第三部分描述了政府监管对市场约束的影响；第四部分描述了特许权价值对市场约束的影响；第五部分描述了金融危机时的市场约束；第六部分是结论。

一、市场约束的来源与存在性

尽管1933年美国《银行法案》用联邦存款保险代替了一些个人风险承担，监管者并不愿意大量取代市场约束。提高一个国家银行部门的市场约束有很多潜在的收益。第一，市场约束可以通过惩罚银行的风险承担来降低由政府担保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市场约束促使低效率的银行提高效率或退出来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效率(Berger，1991)。如果监管者放弃对市场力量的约束，而让市场力量来区分“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就会使监管银行的成本降低。市场是一个匿名的忠实监管者，很难被游说，会比监管者对银行风险增加的反应更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监管者不得不保护所有银行债权人免受信用风险，大银行被认为是“大而不倒”(Sprague，1986；O'HaraandShaw，1990)。政府安全网的延伸也使部分监管者怀疑正常的市场力量是否足够识别和约束银行风险。尽管美国监管者已经增加了让投资者承担一部分损失，但官方对市场约束效力的怀疑仍在扩大。关于市场约束的有效性问题，观点不一。

然而大多数文献关注于美国的商业银行。BaerandBrewer(1986)、HannanandHanweck(1988)、EllisandFlannery(1992)和CookandSpellman(1994)分析了存款收益对银行的风险反映，考虑了资产负债表风险和市场风险。GoldbergandHudgins(1996)、CalormirisandWilson(1998)通过关注存款变化和存款水平检验了这一问题。Park(1995)、ParkandPeristiani(1998)综合了上述提到的两种方法。CalomirisandMason(1997)研究了银行倒闭是否与银行风险特征有关。总之，这些研究支持了市场约束在美国确实存在的假设。也有一些文献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约束的，主要是ValdesandLomakin(1988)、Schumacher(1996)、D'Amatoetal.(1997)。ValdesandLomakin(1988)检验了智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率变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Schumacher(1996)分析了阿根廷银行存款如何受到其倒闭可能性的影响，D'Amatoetal.(1997)在样本开始的时候控制了宏观因素以及银行基本面水平之后研究了阿根廷存款者行为的传染性影响。HannanandHabweck(1988)指出至少某些价格对风险是有约束的，而学者Averyetal.(1988)指出没有发现价格约束起作用。GortonandSantomero(1990)改进了风险测度的方法，但仍没有发现价格约束起明显的作用。

关于市场约束的存在性问题的检验集中于次级债券收益和银行风险的关系。Averyetal.(1988)和GortonandSantomero(1990)分析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发现银行次级债券收益和风险之间没有关系。FlanneryandSorescu(1996)和Jagtianietal.(200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随着监管者允许次级债券吸收损失，次级债券的收益与会计风险越来越相关。FlanneryandSorescu(1996)和Flannery(1998)以及Flannery(2001)检验了次级债券的收益和风险承担的关系。但BlackandShevlin(1999)检验了1979年底和1984年底银行债务发行的合约，发现账面市值比与限制性合约之间没有关系。另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在债务合约中加入限制性条款来直接限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合约对管理者事后的行为施加了事前限制，从而能够减少银行过度的风险承担激励(SmithandWarner，1979)。Goyal(2003)检验了银行对风险承担的激励如何影响债务合约中的收益分配和限制性条款。发现决定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银行特许权价值显著影响了银行债务合约的限制性条款的可能性，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激烈的竞争和相对宽松的监管增加了美国银行业道德风险的严重性时，上述影响尤其显著。

关于存款市场的市场约束问题，在1974年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之后，FDIC调研了各种大的存款者，来识别他们怎么评价银行的关系，他们对于未保险存款头寸的敏感性以及他们对于负面宣传的反映(EisenbeisandGilbert，1985)。这些调研的结果表明如果市场约束存在，它主要来自于大的机构投资者与几个大银行的行为。之前关于银行风险和CD利率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市场约束是弱的或是不存在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1982年佩恩广场危机之后，大的CD市场的发展也表明了面对大的银行危机市场的效率问题。GaryGilbert(1983)指出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表明市场“分层”，指出规模是低风险的代理变量，这种“分层”可以看成是市场不能基于不同的绩效特征隔离个体银行风险。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事件之后，“分层”变得更具选择性，银行之间的基点差异变大了，Gilbert发现CD购买者从区域银行要求的收益要比从一个大型货币中心要求的收益高25点，但这种“分层”是对于“大而不倒”的理性反应还是简单的反映了数据的匮乏，仍然不清楚。与这些早期的发现不同，在FDIC关于佩恩广场危机之后的初步分析中并没有给出一般市场对大银行CD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规模的“分层”，然而佩恩广场事件之后几个月，CD市场就惩罚了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它与佩恩广场有密切的联系(Gilbert，1983)。CramerandRogowski(1985)发现在佩恩广场和大陆伊利诺斯问题宣布之后CD的风险升水增加了大约63点。也有文献研究影响银行CD利率的因素，DwightCrane(1974)通过对30家最大银行的研究表明CD利率和银行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Herzig-MarxandAnneWeaver(1979)发现风险升水随着总资产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银行流动性的降低而降低。GoldbergandLloyd-Davies(1985)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发现金融市场上大银行的CD风险升水随着风险资产相对银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BaerandBrewer检验了CD市场要求风险较高银行支付较高利率的比例，结论表明在采用股票价格数据度量银行风险后，存款市场确实有市场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