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当代文学中的耶稣

与从小饱受基督教文化薰陶，熟读《圣经》的西方作家不同，中国现代作家因为时代的机遇，虽然也普遍地接触了《圣经》，但他们受到的主要是文学和精神_l:的影响，他们眼中的耶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之子”，而非无法理喻的“神之子”，即使是少数基督徒作家，也多是强调前者，而对后者少有探究。于是，耶稣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里成为作家们自我思想的载体，他们对之进行r各有侧重的改造。在鲁迅、茅盾等人那里，耶稣是一个孤独的先觉之士和社会改造家;在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里，我们看到耶稣成为作家孤苦情怀的告慰对象，阶级斗争先驱者;在冰心、许地山、老舍、巴金那里，我们又看到作为慰人心灵的博爱者，人格健全的典范，浪漫温和的革命者……一鲁迅与茅盾笔下耶稣形象之比较鲁迅和芋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个现实主义文学大家，他们笔下都出现r一个耶稣形象，耶稣身上的宗教的神性的内容也都被抹煞，成为一个完全站在现实泥土之上的象征体。比较而言，鲁迅笔下的耶稣形象带着强烈的个性主义特征，含有鲜明的自我色彩，是一个被庸众虐杀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身上具有反抗性与革命性，这些都在<复仇》(其二)的“人之子”耶稣和《药》中对耶稣多有借喻之处的夏瑜身上有所表现。而茅盾笔下的耶稣形象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内涵和更明显的政治因素，表达的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讽喻，反映出茅盾对耶稣更理性的改造和借鉴，这些在他的早期翻译作品如《耶稣与强盗》及其创作《耶稣之死》里表现出来。从这两位作家对耶稣形象把握的异同，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文学创作的取向的异同。

鲁迅对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系统的研究，强调宗教慰藉人灵，泽育艺术的作用，对《圣经》文学极为赞赏，甚至在鲁迅的作品里，也时不时飘逸着宗教薰染卜的轻烟细缕。在《摩罗诗力说》、《无花的蔷薇)、《华盖集•题论》等作品中多次表示对三大宗教创始人的赞赏，称他们为伟大的人物。鲁迅是在洞察民族性和人性状态的基础上，来观照来自西方文化的耶稣形象并对之进行重塑性的取臂的，相对来说，他更加注玉的是这个人物身上的精神内涵。

虽然崇尚个性主义的鲁迅在当时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尼采”，他赞同的是耶稣那扶危济急的救世精神，“耶稣说，风见车翻了，扶他•卜，尼采说，见车翻r，推他一卜。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而救人救世对:是鲁迅与耶稣同其怀抱的精神实质，孙伏园曾把鲁迅为学生打被包比作耶稣为门徒洗脚。

亿足于济邦救国，兽迅对耶稣的把握与他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是一致的，从童年的家道中落看到世人的真面目时起，就决定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视角，他看到的是民族劣根性，即国民性的丑陋;面临的是社会沉乖的黑暗。在救人救世的方式上，鲁迅后来的选择与耶稣一而贯之的全爱全恕发生了分野，鲁迅强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父仇，因为他看到的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竖认的得胜旗，他看到的是“爱”被虐杀时的无功效的寂灭，他之所以•次又•次地提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在于表达出虐杀者的愤慈之情。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写道:••…耳乒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碟之，后世论者，孰不云谬，顾其时则人人众志耳。

茅盾对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作过较为系统的研究，所取的意义是现实性的，绝没有任何宗教性的，超然的色彩。神话研究只是他认识社会的一种途径，神话中的“神”正等同于现实社会的“封建皇帝”和“资本主义霸_F’，除r这个意义外，神话、宗教被他视为迷信。鲁迅所反对的以科学的皮毛之见攻击宗教的“志士”却受到他的赞赏，他说，“他们的行动也很幼稚可笑，然而他们的‘朝气’叫人永远不能忘却”(ll〕。相对而言，茅盾是一个宗教意识更为淡薄的现实主义作家，强烈的是他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他在早年就十分热心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并探索着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政治途径。他在一九二O年开始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共产党》撰稿，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二月加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七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然而在这之前，茅盾在做《学生杂志》编辑时写的(履人传》和《缝l_传》中，对儿个基督教布道家和殉道士颇为赞赏，如反对旧教教规而不避牢狱的布1红家乔治•福克思(GeorgeFox)，茅盾称赞其“以至诚之信仰心”，身处秆独笔不停挥:乔治生平著作，以(Journal)一书为最。文学典稚，力摹《圣经》。……格林维勒(()liverCronlwell)(注:现通译为克伦威尔)常读其传而叹曰:“我以汝言，敢信那稣之仁慈。我知汝自信所行之不谬，我亦以此信汝。”〔l幻兽迅以其深透人性的眼光看待耶稣的受难，并把这与他对国民性的考察联系起来，“他(鲁迅—引台)是实实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f卜r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d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后’他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于盾。”〔13〕而耶稣被钉十字架使他看到“精神界之战仁”被“暴君的臣民”所残害的惨象，由此而产生对且陋人性的绝望与愤慨。由此产’1对这使他内心吧充满r绝望和愤慨: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落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从“幸免”里又选出栖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

死的说“呵呀”，活的高兴着。咖〕兽迅的这些思想贯穿在他的《药》和《复仇》(其•吧，在(药》这篇小说里，鲁迅以夏瑜被虐杀来表现“暴君的臣民”的愚昧和恶毒，和先觉之士的孤独与悲哀。夏瑜这个人物形象作为受难者，实际上从(圣经》中的耶稣身上多有借鉴之处，不过这种借鉴是潜隐的(本人在(夏瑜与耶稣)中对此作过详细的沦述)。而在(复仇)(其二)中，鲁迅树立了一个鲜明的耶稣形象，虽然诗的内容取自《圣经》，却注户、厂鲁迅对耶稣的理性改造和自我意识。鲁迅由“以无找的爱，牺牲十后起的新人”〔15〕走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用更粗的棍子对打”，其中透露的是鲁迅痛苦的心路历程。“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62一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16〕普遍的人性丑陋，整个“血战前行的历史”，“废料愈积愈多”的社会使鲁迅得出这样的认识:“复仇不足为奇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