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音乐
高师音乐教育作为唯一音乐师资培养体系，从建国初到新世纪，对我国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体系下一批批音乐师资奔赴基层岗位，以他们所学，推动着基层音乐教育的发展，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然而，这种高师音乐教育体系，以注重音乐技能、技巧为教学特色，却忽视了音乐技能也是人类艺术精神结晶，技能的传习也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高师音乐教育体系如何从根本上形成以民族音乐为主体的教学体系，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作为地域文化的汉剧与高师音乐教育
湖北作为一个戏曲大省有着深厚的戏曲底蕴和土壤。与本土其它艺术品一样，汉剧也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一个由起源、形成到定型、成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蜿蜒曲折的过程中，湖北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自始至终都是汉剧前进的动力。经过诸多汉剧前辈艺术家的努力，汉剧获得较为完备的行当分工，将西皮、二黄这两种产生不同地区的曲调加以揉和而形成皮黄声腔体系，用皮黄声腔演绎楚韵汉调、历史故事、市井人物。汉剧在相当一段时间独占武汉及周边的戏曲舞台，汉剧也具有了湖北地域的文化特点。
（一）汉剧中的地域文化。
《中国地域文化通卷•湖北卷》明确指出，三国文化是湖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显著的文化特点，体现在湖北汉剧中。“湖北汉剧首创的皮黄关羽戏，不仅在戏曲舞台丰富了三国文化，而且把三国文化以汉剧的形式从湖北传到北京，汉剧红生不仅唱响湖北还北上搭徽班，其代表人物是湖北崇阳人米应先。他常年演出京城，其拿手戏就是关羽戏。他的表演风格影响了京剧，成就了京剧的关羽戏”。[1]（p90-91）京剧把“关羽戏”发展到高峰，是受湖北三国文化的影响。汉剧的唱腔在京剧的唱腔形成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音乐与文化的共存的关系。如果没有湖北三国文化的底蕴，汉剧是不可能在京城扎根。没有汉剧音乐底蕴，成就不了京剧的声腔发展，汉剧已成为湖北地域文化的一个符号，成为湖北地方音乐资源库。
（二）高师音乐教育的思维创新。
汉剧浓郁的地方文化、独特的音乐构成，如何走进高师音乐教育？首先是理论的创新。半个世纪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理论，已经走过了西化教育和外来教育体系的路子，实践证明这样的理论体系对传承中华文化，培养有民族自信心的音乐人才具有自身的缺陷。“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有特色的高师音乐教育理论的创新，有加强文化建设的大环境，这些条件为突破现有的高师音乐教育理论带来了契机。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思考和溯源，更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音乐存在文化中，音乐是文化中的主要部分。”[2]（p56）我们选择汉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进入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不仅是地域文化与音乐教育的结合，更有利于民族音乐教育理论的实践。
（三）高师音乐教育的民族化与文化传承。
地方戏曲为地域性艺术形态和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广泛的文化内涵及艺术审美价值，也是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源，地方戏曲的学习、利用，不仅是音乐文化传承和民间音乐保护的途径之一，也是不同地域教学特色的展现。地处湖北的汉剧作为地域文化的符号，进入本地高师音乐教育体系，从地域文化的传承、区域特征定位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意义。地方戏曲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综合体，高师院校的音乐教育作为当代音乐教育活动的核心部分，作为培养中小学音乐师资的摇篮，肩负着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它不仅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依托和载体，更是当代各种音乐文化最重要的传承领域，代表不同地域文化的地方戏曲引入高师音乐教学的研究，仍处于思辨性的探索、尝试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和制度化，缺乏理论与实证的结合论述。要建构真正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将地方戏曲纳入高师音乐教学体系之中，使高师音乐教育的民族化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
二、作为艺术文本的汉剧与高师音乐课程
回顾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成就不可低估,但缺乏民族性课程设计，这是制约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传统的高师音乐教育模式，课程设计，以抽象的知识概念问题引入，教师讲解新概念、定义、定理，进行逻辑推导与论证。而新的艺术教育理念告诉我们，艺术教育的首要任务无疑是要使受教育者理解感悟到某一艺术所蕴含的基本意义。因此,作为艺术文本的汉剧本身已具备了丰富的艺术语言，汉剧艺术家用精湛的技艺展示了对生活的感受，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人们抒发情感的载体。艺术教育的本质说，能够满足人们在艺术语言中引起共鸣和能抒发情感是艺术教育的目的。汉剧的艺术文本作为高师音乐教育民族课程资源，课程设计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它的民族音乐价值。
（一）民族音乐史的补充。
我们可从汉剧的形成历史，参照高师民族音乐史学课程，围绕汉剧音乐构成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几个知识点来丰富我们的课程设置。这些研究可以延伸到音乐与别的交叉学科的领域。在2004年《中国戏剧》第七期中，关于“二黄”定位的学术之争，汉剧理论家方月仿先生与足文寿先生的论战，从汉剧的声腔、秦腔的声腔对中国整个皮黄系统地的影响，进行了历史演变的梳理。他们的学术之争给民族音乐史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提供了一个艺术文本到理论文本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振兴民族与民风离不开文化教育的根基，而大学肩负着重要使命，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作基础的。”[3]（p663）因此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更有理由把以汉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曲纳入民族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中。
（二）音韵与音乐结合的典范。
汉剧的音乐非常优美，而且极具丰富，很值得音乐家们重视和研究。它独有的9腔18板作为它的音乐特色，为我们提供了音乐与语言之间音韵结合的艺术典范，汉剧的声腔是与湖北一带地方音韵、四声戚戚相关。其音调的基本音型在形成声腔的过程时，显得挺拔、豪迈、委婉、舒展的地方特色，因此被京剧及许多地方戏曲广泛采用。京剧中的湖广音，实际是武汉话，更具体的说就是汉剧的去声字，是由它升华和演变而成的特有腔体，以及由这种特有的腔体而成的演唱和伴奏来体现。这种戏曲音乐以字音为音乐动机的旋律走向，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依字行腔的美学原则，特别从音韵角度看，它更具有中国传统的审美性。为高师音乐教学体系中音乐创作模式和理论作曲体系民族化，开创了另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