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古代文学的作用

自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认为“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1]，借小说以污蔑。但这种说法仅是猜测，并无实证。如果仅以欧阳询长相似猿猴这一点就遭受如此恶毒的人身攻击，似乎也显得牵强。从小说故事情节来看，“失妇—寻妻—援救—杀猿—团聚”诸情节，倒是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颇为相似。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在承袭唐传奇《白猿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时代特色，不仅渲染了较为鲜明的理学色彩，而且体现出“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与《白猿传》相较，可以明确看出《白猿传》对佛经“罗摩故事”的承衍痕迹，而话本则除了继唐传奇对佛经“罗摩故事”的承袭外，更多反映的是本土的文化色彩。明代瞿佑的《申阳洞记》，则完全是对“猿妖劫妇”本事的有意识的文人再创作，几乎看不到“罗摩故事”的影响了。因此笔者认为“猿妖劫妇”母题应出于中国古代猿猴好淫观念与佛经典籍中《罗摩衍那》故事的结合，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本土文化的层层浸染，佛教的色彩逐渐淡出。

一、《罗摩衍那》在汉译佛经中的痕迹

《罗摩衍那》讲述的是印度远古时代的故事，经过民间伶工艺人的口口相传，最后形成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季羡林先生认为，“《罗摩衍那》的材料至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2]，罗摩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形成了庞大的罗摩故事体系，是印度文学中反复书写的题材。罗摩的形象被印度教吸纳到神谱当中，被尊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具有很强的降魔能力，在三大神中最受欢迎。印度教诗人杜勒西达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极力夸大他的神性，称其全智全能，法力无边，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大神[3]。罗摩成为婆罗门教崇奉和信仰的主神，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经过了婆罗门的加工，成为纳入印度教体系的经典，《罗摩衍那》的故事弥漫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理当中。佛教在印度兴起之后，不仅承继了婆罗门教的神谱，同时也吸纳了婆罗门教的诸多教义，因此关于罗摩的文学故事也就成了佛教的教义教理。佛教通过水、陆二途传入中国[4]，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影响。到西汉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即当时的于阗、疏勒、龟兹、乌孙等地，这些地区与印度交往较多，受佛教影响早且深，《隋书•经籍志》记载：“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5]汉哀帝时贵霜帝国大月氏三遣使者向中国博士弟子口授佛经[6]。普罗巴特•穆克尔吉（ProbhatMukherji）曾说过“：海外印度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印度宗教向外传播的历史”，“纯文学似乎没有传入中国；至少，没有关于这类著作的记录，随着僧侣而到了印度国外的文学是佛教文学。”[7]从史实记载来看，佛教文学《罗摩衍那》的故事也应该随着中国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而传入中国。

初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之“汉明感梦”，言梦金身神人，手持金弓，弓上两箭，张弓射向明帝。帝惊梦，夜不能寝。大臣傅毅启奏，此持弓双箭之神乃“佛”，于是汉明帝“遣使求法”[8]。这条史料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传教者在民众中活动，产生一定影响[9]，当时并无书面的汉译佛经，佛经的传播方式仍是口口相传，人们对于佛的形象完全是籍口传而想象出来的。二是，对于这个金身神人的描述与印度教中罗摩一手持弓，身后背箭的形象非常一致。综合这两点，说明在汉明帝时期，《罗摩衍那》的故事已随着佛经的口头传播而在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晋时期，佛教的讲经活动在社会上极为盛行，罗摩故事体系便随着经师的讲经而广泛传播。譬如三国时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第5卷第46个故事就讲的是“罗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罗摩衍那》的后一半，即王与元妃被流放，邪龙劫妃至海中大洲之上，王在巨猕猴的协助下，寻到元妃，并杀死了邪龙，与元妃团聚，回国继承王位。从骨干故事的情节来看，几乎与《罗摩衍那》一样，王就是罗摩，元妃就是悉多，邪龙就是梵文的罗刹。佛教徒利用佛本身故事来宣传教义，因此称“佛告诸比丘：‘时国王者，我身是也。妃者，??夷是。舅者，调达是，天帝释者，弥勒是也。’菩萨法忍度无极行忍辱如是。”[10]第3卷，26佛本生故事在佛教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故事随同佛教流传到东西方各国，通过互相交融渗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丰富了世界各国文学”[11]。

随着佛经翻译的盛行，《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广泛。马鸣菩萨造、东晋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卷第五说“: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10]第4卷，280-281这里《罗摩延书》即《罗摩衍那》，而《婆罗他书》就是印度古代另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南朝梁陈时印度三藏法师真谛译的《婆薮??豆法师传》即《世亲菩萨传》说：“法师托迹为狂痴人。往?宾国。恒在大集中听法，而威仪乖失，言笑舛异。有时于集中论毗婆沙义，乃问《罗摩延传》，众人轻之。皆不齿录。”[10]第50卷，，189到了7世纪，“罗摩”故事再次随着唐玄奘翻译的佛经而广泛流传开来。唐玄奘译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卷第46说：“如《罗摩衍??书》有一万二千颂，唯明二事：一明逻伐??将私多去；二明逻摩将私多还。佛经不尔，若文若义，无量无边。”[10]第27卷，，236这里所说《罗摩衍??书》即《罗摩衍那》，逻伐??即十首罗刹王罗波那，私多即悉多，逻摩即罗摩。它记载了当时佛教徒所知道的《罗摩衍那》的篇幅，只有现行通行本2万4千颂的一半，并且所知中心内容即罗摩和悉多夫妇的离合。唐代在寺庙中的“讲经”既是宗教活动，同时也是社会娱乐活动。大批的俗众涌入寺庙听僧人以讲故事的形式宣扬佛经，又称为“俗讲”，这种大众性的传教活动使得大量佛教故事流行世间。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12]佛经中的“罗摩故事”也就通过此途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