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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的教学启发

2021-4-9 | 外语翻译

 

有声思维实验研究在国外已历经20年,主要是对职业译员和非职业译员的翻译过程进行考察,在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相关研究见L?rscher[1-3]、J??skel?inen[4]、Séguinot[5]等。在国外,翻译过程的有声思维实证研究已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成为翻译研究中的前沿性课题,而国内目前只有相关理论介绍[6-9],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如个别小范围的案例研究,如,蔡寒松、郭嘉钥[10];蔡寒松、刘葆婷[11]),但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目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2],并开始应用于翻译教学中来。为了把有声思维实验结果转换为翻译教学的指导力量,进一步把翻译过程研究与翻译教学结合起来,我们对22位翻译初学者的思维过程进行了实验记录,分析了初学者遇到的问题类型,并结合翻译思维过程揭示了问题形成原因,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的解决方案。

 

一实验过程

 

实验主要考察学生译者使用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情况,实验前作了以下准备工作:

 

第一,选取受试对象:22名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来自一个自然班,自愿参与,该群体为翻译初学者,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翻译培训,只在课堂上接触过少量翻译练习。

 

第二,选择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在选择时考虑到了以下几点:有足够的问题让受试报告;难度适中以保护受试的自信;是译者熟悉的领域和话题。根据这几点要求,最后选取了两段翻译材料:一段是英译汉[13],另一段是汉译英[14]。

 

第三,确定实验的操作方法和分析方法。实验运用有声思维方法收集语料,让受试边译边说,同时进行录音。受试可以使用词典等工具,主试不对受试的活动进行干预。语料分析主要采用标注和统计的方法,翻译策略的标注沿用WolfgangL?rscher(1991)的分类标准,而翻译单位的标注采用词、词组、小句、句子四个基本单位,使用Monoconc软件协助检索。TAP实验在某大学的语言实验室进行,过程如下:

 

1.训练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训练译者对实验方法的操作,让受试熟悉有声思维的过程和整个实验步骤,所用材料不用于真正的实验。这一阶段根据受试反应可长可短。

 

2.录音阶段。在语言实验室,22位受试在进行翻译作业的同时,报告自身的思维活动,这一过程被录音。然后,将带有口头报告的磁带收起,结束录音。

 

3.转录阶段。实验结束后,剔除不合格的录音,得到21份英译汉和21份汉译英的口头报告。主试把收集的口头报告录音转录成书面形式的口头报告,在此过程中,停顿、语气词等都被转录,错误的单词也同时转换成相应的书面形式。

 

4.标注阶段。口头报告转录完成后,对42份口头报告进行标注,标注符号主要是翻译策略使用和翻译单位划分的符号,部分符号标注及其注释如下:<BEN11/STR2/PRO2/FEMALE>HerecomesRP[Thesubjectrealizesaproblem.]erSEARCHSP[Thesolutionremainstobefound.]astory.(P)SPY[Thisisconsideredasthepreliminarysolutiontotheproblem.]

 

二实验结果与讨论

 

(一)翻译策略的分析报告

 

定量分析时,用软件Monoconc对各个翻译策略和策略成分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检索和统计,以下是实验结果:

 

第一,英译汉过程和汉译英过程使用各类翻译策略的频数存在差异。通过统计各组遇到的翻译问题(在标注中用RP表示),发现英译汉比汉译英的问题多,基本说明本次实验中前者比后者难度要大。见下表1:英译汉过程中,学生译者使用最多的是第五种策略(STR5),即反复寻求解决问题方案的策略,进一步说明,英译汉中译者遇到了较为棘手的问题,而与此相比,汉译英过程中策略5使用次数少得多,基本上采用了前两种较为简单的策略模式。

 

第二,不同学生译者的策略使用情况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如下表2所示:由表可见(篇幅所限,表中只列出了4位本科生的策略使用情况,但统计结果包括所有译者),学生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从翻译两次的译者表现看,非策略过程平均每次7.5到13.5次;对于翻译一次的译者,从6到19次不等。而从策略过程来看,有14位受试的策略过程小于非策略过程,说明多数学生译者的翻译过程趋向非策略过程,但也有8位受试情况相反。并且,策略过程中使用策略的情况也从2次到18次不等。可见,从策略使用情况看,不论是策略过程还是非策略过程,学生译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但是,策略使用与翻译质量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策略使用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译者的翻译能力和翻译表现的关系,也可能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态度和实验表现,如果译者较为认真,在遇到问题时所用的策略一般较为复杂,处理过程比较谨慎,反之说明译者在处理翻译问题及其整个片段的可接受性等问题上比较草率。

 

第三,从处理个别翻译难点情况看,各个译者的策略使用情况有差异。我们把翻译难点分为理解难点(REC)、表达难点(PRO)和两者共有(REC&PRO)三种情况,从学生译者中任意抽取三名受试,考察汉译英过程中翻译问题和翻译策略的对应情况,如表3所示:可见,三位译者在汉译英过程中遇到的理解问题很少,共1处,并且所用策略2也较为简单;而理解和表达问题共2处,采取了较为复杂的策略4;表达问题最多,共22处,分别采取了策略1、策略2、以及较为复杂的策略4和策略5等来处理。很明显,汉译英中的表达问题是最常见的翻译问题,主要处理的策略以较为简单的策略模式为主,说明在表达难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就具体翻译方法而言,在处理个别翻译难点方面初学者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倾向。例如,在处理汉译英中的“金刚”一词时,统计发现,学生最常用的翻译方法是字字对译,把金刚译成“goldandsteel”,这一译法基本占了43%,而另一种则是音译“Jingang”,只有1人音译以后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而由于理解偏误或不理解而造成的误译及空缺现象有4人,按照上下文猜测词义并意译的只有1人。学生之间的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比较接近,基本停留在表层翻译的层次。同样,英译汉过程中的困难词汇处理也基本上以表层翻译为主。如表4所示:由此可见,在初学者遇到困难词汇时,往往从表层入手,采用字字对译等方法处理,结果造成译文晦涩难懂,甚至翻译错误。在简单的翻译策略模式下,译者的选择往往过于粗糙,考虑的因素也欠妥,上面提到的文化词“金刚”,很多初学者在没有明白原文意义,也没有考虑读者接受力和感受的情况下,任意处理,说明,初学者对翻译的理解还处于表层,没有从翻译的交际功能和目的出发来理解翻译活动的本质。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应加强翻译理论指导,从宏观导向上给予引导,从方法上根据翻译问题给予具体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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