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体育
1世界反兴奋剂历史的反思
回顾世界反兴奋剂历史，最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这个转折点。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很少有关于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丑闻”，也没有担心为了缓解疲劳而使用药物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到了60年代，兴奋剂突然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由于体育的快速变化和来自大众媒体寻找丑闻的压力，以及兴奋剂问题开始与运动员的体育精神并行讨论，官方也不得不更加关注兴奋剂问题，官方对于兴奋剂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但在科学证明兴奋剂问题还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反兴奋剂更多地是在道德层面来行事。到了20世纪70年代，真正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反兴奋剂阵营，主要是政策决策者和伦理导向的学者、教师、科学家;另一个阵营则是作弊的运动员、地下的兴奋剂供应组织以及发明新的药品和新的防检测方法的科研人员。在很多主流语境下，被称作“道德对抗邪恶”［1］，这种对抗一直持续至今。事实上兴奋剂问题代表的是一种潜在的不满———对异化的现代体育的不满。目前为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欧洲理事会(CoE)，英国体育与医学协会(BASM)和国际奥委会(IOC)等组织一直致力于通过对不道德的行为(兴奋剂首当其冲)的极端行为的关注，来保持体育理想主义。但是自相矛盾的是，他们看上去是在反对体育的“过度现代化”，但他们采取的却是现代化的手段———现代科技、法律和行政力量。实际上，兴奋剂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行动，它的发展受国家民族文化、体育项目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夸张的情况是有些落后国家甚至不知道何为兴奋剂。
2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下兴奋剂的思想与行动
2.1美国
至今兴奋剂问题发生最多的当属美国。美国人那种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精神被用于体育，这都让他们乐观地认为体育可以和兴奋剂联姻，而不会受到道德规范和健康问题的约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运动生理学领域居领先地位，也是将兴奋剂用于体育发展医学研究的翘楚。反映在运动员越来越需要通过技术或其他物质手段来提高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促动了“安非他命”(一种兴奋剂药品，二战时曾用于提高士兵战斗力，长期服用会造成失眠、便秘、视幻觉、听幻觉等症状)的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末，只有美国医药协会(AMA)在呼吁应该遏制使用“安非他命”的浪潮，但是AMA的担忧是无法阻止“安非他命”的继续蔓延的，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将更先进的兴奋剂运用到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运动员身上。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还曾推波助澜地宣传激素不会改善运动成绩，尽管临床和其他证据显示可以。考虑到冷战对抗，美国具有一种强烈的击败苏联的意识，又由于缺少测试办法，1976年奥运会激素类药物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2.2英国
英国的经历则明显不同。业余主义体育的影响力以及传统公立学校的教育思想使得兴奋剂被看做是体育竞争的对立面。使用兴奋剂被认为不符合典型的英国中上阶层对“体育”的理解［2］。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科学家较少涉足运动生理学，为了坚持业余主义的信仰，运动员也不会诉诸于药物来提高成绩，只有在代表底层阶级的足球领域才偶有发生。二战以后，英国人在反兴奋剂方面的重要作用远超过了使用兴奋剂。战后十年，当美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普遍使用“安非他命”时，英国自行车运动员则比较清白地投身于这项运动之中。以至于英国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Simpson在使用兴奋剂时，国人对其万般震惊。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体育与医学协会(BASM)开始认真考虑兴奋剂问题，并在20世纪60年发表反兴奋剂政策声明。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也加入到集体反兴奋剂的队伍中。1965年开发了检测安非他命的程序，1975年则有了检测激素类药物的方法。这些工作都得到了BASM的支持。尽管有很多英国科学家还是通过对兴奋剂的科学分析以及对运动员表现的测量发现了新的药物，但柯林斯式的业余主义在体育的文化和组织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英国人看待兴奋剂问题坚持了其为“非业余体育精神”的定位。
2.3欧洲其他国家
首先，德国在兴奋剂与反兴奋剂问题上有一个十分矛盾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在运动生理学方面的发展在德国落地开发，德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现象十分普遍。JohnHoberman［4］研究分析了德国人使用兴奋剂的历史特征，认为其是纳粹科学研究的产物，甚至缓解了美国人在兴奋剂问题上的罪责。但这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单处理和歪曲解读。苏联及后来的独联体、如今的俄罗斯，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很有争议。苏联运动员包括女性在很多赛事中受到指控。例如1978年奥运会上就有英国田径运动员抱怨，“由于兴奋剂，与共产主义阵营的运动员比赛无法立足”［5］，一些反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苏联以及东德使用兴奋剂是其体育政策体制的一部分，认为其是一种兴奋剂的政治制度。但实际上，这种批判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动机。苏联和东德其实也有很好的医疗监管制度，其次这种批判无非是转移了对西方国家兴奋剂问题的关注度，而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是一样“有罪”的。在其他国家，困扰当局的主要是职业自行车和职业足球。一些证据表明:像“安非他命”在这样的兴奋剂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被广泛地使用。特别是，但凡遇到自行车的比赛就会牵涉到兴奋剂，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6］，职业自行车对奥运会反兴奋剂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60年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KnudJensen)在罗马奥运会上的猝死，成为IOC、BASM以及CoE强化的反兴奋剂行动的一个导火索。
因此，反兴奋剂政策及科学是一种混合物，掺杂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政策，掺杂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关心、奥林匹克、业余主义体育以及全社会广泛地对兴奋剂乃至药物的恐慌。由于有关健康卫生的研究较为模糊，体育精神的思想体系被应用到兴奋剂问题上。兴奋剂问题被重新审视为一种道德欺骗、品质缺陷、作弊甚至是罪恶。总而言之，与兴奋剂、反兴奋剂有关的思想与行动，因各国文化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个体、社会、制度以及更宽广的文化框架共同作用，赋予了兴奋剂与反兴奋剂问题以特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