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体育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人们崇尚自然，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的中国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五行八卦、阴阳等之中，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的封建农业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崇尚抽象，注重中庸的价值理念、注重精神修养，缺乏竞争意识。西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为地处地中海的希腊，它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人们常年在海上从事狩猎和贸易活动，特别是早在公元前776年就举办了古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形成了以奥林匹克文化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西方体育文化强调外在和分析，在与大自然长期进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开放性、个体性、拼搏性等作为特征的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强调体育运动的精确性，遵守竞技规则，具有强烈的竞赛意识，讲求超越自我，体现力量、速度、技巧、形体之美，强调个人和自我。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时，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性，提倡以个人作为核心，而中国文化则以集体主义和相互协作作为主要特征。西方文化认为人是具有一定情感和理智的独立个体，而中国文化则认为人是整个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与群体的需求、与社会的伦理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依托于整个群体的利益。对于物质利益方面，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认为应当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不能一味的追求物质利益，应当“重义忘利”。西方文化认为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应当通过内在途径，不需要通过他人的评价进行检验。这些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中西方在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认知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在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的前提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以体育作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体现的特别明显。总体来说，我国体育电影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借助体育题材，讲述特定时期的故事，强调影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重视故事情节，不注重竞技体育的对抗性、技巧性以及个体性的特点，代表体育精神—拼搏、竞争、失败、胜利为特点的体育题材作品并没有引起我国电影人的重视，中国的体育电影本身很少能反映体育精神的本质，更多的是承载了其他社会使命。
与之相对应的西方体育电影，则是反映历届奥运会空前比赛盛况的奥运体育电影和展示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故事影片，这些体育电影将电影艺术融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在电影观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奥林匹克运动开始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西方现代文明对我国文学影响的深入，二者渐渐从矛盾和冲突当中走向了融合。实践经验证明：历史上每一次的文化融合都会使文学发展达到一个高潮，通过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好的推动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
奥林匹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人生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的具体体现。比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拼搏进取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以及互助友爱的人性精神，特别是奥林匹克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争原则，启示我们应当通过正当的手段和方式，展现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在努力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多文化，并强调奥林匹克所说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文化或者标准上的单一化，也不是西方化或者欧洲化，奥林匹克运动应当是多文化的和文化之间的。对我国来说，奥林匹克文化就是架在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我国传统文化缺乏竞争意识和民主精神，思想观念保守，不提倡培养和发展个性。因此，在我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奥林匹克文化之后，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奥林匹克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推广和发展，使新一代中国人以自立、自强、自信的人格替代了中国传统的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中国人崇尚实效和务实，不讲求空谈和虚名。正是由于奥林匹克文化的渗入，才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活力。
人类通过竞技体育，不断挑战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极限，这是人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出：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精神就是实现个人在精神、肉体和道义上的协调发展，使其成为古希腊所要求的完美的人。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反映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反映人的内心想法，这与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精神是不谋而合的。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总部—瑞士洛桑经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表决，正式宣布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从此我国体育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从1982年德黑兰亚运会上直至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我国的金牌总数均是位列第一。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国更是以51块金牌位列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在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体育热。这种体育热潮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些体育作品紧跟时代需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情感密切相关。
在改革开放初期，体育文学也用自己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后，以冰心和臧克家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先后为《体育报》撰写文章，庆贺我国体育健儿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比如1982年10月7日，臧克家为了庆祝中国女排二夺世界冠军，所写的《欢情—女排凯旋》，1984年8月24日，冰心为了庆祝中国女排的三连冠，所写的《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等。我国的体育健儿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出竞技体育本身，在全社会产生巨大的反响。为此，我国的文学作家们深入基层，写出了许多反映我国体育健儿们的顽强拼搏以及他们内心酸甜苦辣的体育文学作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西方的现代主义和纪实文学思潮涌入中国，扩大和丰富了中国作家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视野，强化了自身的文化意识。中国作家们开始以理性精神来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从而使我国的体育文学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体育文学作品开阔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和思路，尤其是丰富我国体育报告文学的主题、题材和体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读取80年代前期的数据．具有批判性的创作理念开始在80年代后期被作家们共享，由此促进了我国体育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小说的兴起，体育文学的创作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1985年5月19日，中国男子足球队1：2不敌香港，无缘1986年世界杯，刘心武所写的《5—19长镜头》。1988年，中国队汉城奥运会失利，以赵瑜的《兵败汉城》等为代表的作品将中国的体育文学推向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