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高度的干扰因素

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1］。从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到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态过程［2］。到了20世纪中后期，库兹涅茨(Kuznets)、钱纳里(Chenery)、赛尔奎因(Syrquin)等人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和实证方法，总结出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典型特征和测度产业结构高度的标准［3］。目前对产业结构高度的界定基本比较统一。一般来说，产业结构高度化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基础上的高级化过程。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转移上，即:三大产业重心的转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要素密集度的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形态的转移(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必须是在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伴随着产业结构协调化和合理化。人为的提升往往会导致“虚高度化”，等到想把这种错误纠正过来的时候社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我国应该在源头上制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合理地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那么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将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找出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促进和改善这些因素来使高度化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从而达到量的内涵和质的内涵的统一。

一、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高度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概念，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做了文献归纳和总结。就目前的讨论看，产业结构高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总量的发展

一般学者都认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着相互关系。但在具体是怎样的关系，是单向关系还是双向关系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着分歧。丁逸宁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测度产业结构高度的指标，并进行过计量上的实证分析。在10%的显著水平上，国内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水平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水平是GDP增长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而GDP增长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因素［4］。对于该结论，本文注意到他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的选取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对于结论的正确性应该说是有质疑的。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的数据说明时再阐述。更多的学者认为两者是存在着双向关系。范艳丽等人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进［5］。谢植雄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总量发展和结构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的增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性［6］。黄湘燕和锁箭认为一国经济总量水平越低，产业结构的水准越低，产业结构转换遇到的限制也越大，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7］。

2．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

在技术、知识因素方面，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即基本上都同意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王云平分析了技术升级通过主导产业的关联效应和促进产业国际分工地位这两条路径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8］。魏农建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主导产业的核心地位建成为标志的，它依赖于科技的普及率和人们的创新能力［9］。彭春华在探析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动因时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动因。与王云平不同的是他认为技术进步是通过扩大资源来源、促进生产方式多样化、推动资源在三大产业中转移和创造新的需求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10］。刘俊杰认为科技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强大杠杆［11］。王吉霞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和杠杆［12］。黄湘燕和锁箭更是把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看成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键性因素。

3．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也被较多学者所肯定。黄湘燕、锁箭和谢植雄都认为社会需求结构是现实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动力之一。魏农建认为需求结构变化形成的新的市场供求比例关系，是产业高度化的内在压力，而人们对新产品的消费追求是产业高度化的内在动因。彭春华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市场需求具有内在联系，市场需求(社会需求)是产业高度化的动因之一。王吉霞认为社会需求结构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社会需求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4．对外因素

这里的对外因素是指跟其他国家有关的因素，例如国际贸易结构、实际利用外资(或者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汇率变化。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王桤伦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3］。王吉霞也把国际贸易结构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她认为如果一国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则该国的国内产业结构必然是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的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少，加工度也不高，其产业结构必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相反，如果一国的出口以制造品和服务为主，则该国的国内生产也必然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产业必然呈现出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知识化、高集约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发展态势，其产业结构也相应地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14］。关于利用外资方面，吴勤学认为一国产业结构的存在和转换，影响着国际贸易结构和对外投资结构的变化，而国际贸易结构和海外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又会反过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变［15］。姚风雷和程宏都提出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帮助纠正以往偏离的产业结构，发挥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益［16～17］。关于汇率方面，陈瑞刚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18］。

5．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也被部分学者提出。彭春华和王吉霞都提出产业政策、制度安排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凸显了政府的作用。明朗提出我国我国的税收政策存在的缺陷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出应当降低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完善现有税种和设置必要的新税种，并完善税收支出政策［19］。王吉霞还论述了资源供给(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