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贸易物流
一、引言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Burstein，KurzandTesar，2008），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拉动该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受危机的冲击，2009年东亚区域的贸易出口额下降了20.4%，其中主要国家日本、中国和韩国则分别下降了26.2%、17.1%和18.1%。与受危机影响主要集中于虚拟经济部门的欧美不同，东亚区域经济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甚至比危机中心国家美国所遭受的影响还要严重（Wong，2008）。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的爆发往往具有系统性和相互依赖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但问题是危机何以能够迅速地传染至大洋彼岸的东亚并造成连片衰退？关于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影响的机理，主流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欧美和东亚所形成的“东亚制造、欧美消费”的分工格局，使得东亚出口导向型制造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对欧美消费市场的高度依赖，一旦欧美市场因危机而萎缩，东亚区域经济必然受到冲击（KuroiwaandOzeki，2010；KuroiwaandKuwamori，2010）。但是，仅仅从区域之间的分工格局而忽视区域内部分工的自身因素去探讨危机传导的机理，并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问题的所在。在国际分工的不断更迭演进中，东亚区域内部已逐渐从传统的雁行模式演变为更为复杂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globalpro-ductionnetwork，GPN）。尽管在东亚区域经济起飞和追赶过程中，这一区域生产网络功不可没，但从危机传导的区域内部因素看，此次金融危机正是通过这一日趋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对东亚经济产生冲击，并迅速在整个区域蔓延。某种意义上，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巨大冲击更在于其自身因素。
当下，危机的阴霾还在持续，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遭遇的困境也愈发严重，亟待转型。作为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举足轻重的大国，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转型。因此，本文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特征入手，讨论了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面临的困境和转型之路，以此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摆脱危机阴霾提供一定的启示。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基于贸易结构的视角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特征的剖析，重点分析了东亚区域内外部的分工特征；第二部分分别从贸易的不平衡性，区域网络的脆弱性，以及后危机时代欧美国家分工调整措施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挑战等，讨论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从扩大内需和协同调整的角度，提出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转型的方向；最后结合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现实，得出了对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有益启示。
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特征：贸易结构的视角
自Akamatsu（1935）首次提出雁行模式以来，众多学者（Kojima，1960；Oki-ta，1985；Yamazawa，1990；Korhonen，1994；SchroppelandMariko，2002；张帆，2003）先后对东亚分工体系的特点、动因和演进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不断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东亚区域分工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促使东亚区域分工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转变，并逐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贸易作为分工形态的具体体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特征可以从其区域内贸易结构得以显现。
总体来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较高的中间产品区域内贸易，尤其是从上世纪末开始，中间产品贸易构成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如表1所示，2007年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总额达到10742亿美元之多，占区域内贸易总额的65.7%，其中零部件贸易占32.0%，加工贸易占33.7%。二是较低的消费品区域内贸易。2007年消费品贸易仅占区域内贸易总额的11.5%，远低于中间产品占比。即使与全球其他主要区域（如EU-15和NAFTA）相比，东亚区域内这一“高中间品、低消费品”的贸易特征也十分明显（见图1）。
1998-2008年，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而EU-15的中间产品最高占比也未超过50%，NAFTA则更低，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与此相反，在消费品贸易方面，东亚区域内消费品比重则最低，且一路下滑。2008年消费品比重仅占东亚区域内贸易总额的11.0%左右，远低于EU-15的31.0%，NAFTA的23.2%的比重。三是东亚对中国、ASEAN保持着较高的中间产品出口额（2007年分别达到2943亿美元和297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和EU-15保持着较大规模的消费品出口（2007年分别达到1345亿美元和1093亿美元）。具体来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尤以电子类产品进出口为重。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东亚已发展成为全球电子产品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1985年，电子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时东亚在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还非常低。但1985-1995年，东亚区域的许多国家（地区）在电子产品生产上先后经历了20%-30%以上的增长速度。1995年，东亚9国（地区）①的电子产品产值就已增至1993亿美元，占全球电子产品的比重上升为22%。截止到2005年，东亚9国（地区）的电子产品产值已高达5389亿美元，占到全球电子产品产值的43%②，并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电子消费品出口基地。如表2所示，尽管美国和EU-15国在电子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但却一直主导着电子产品的最终消费品需求，并购买了日本57%、NIEs42.2%、ASEAN-447.7%和中国50%的最终电子消费品出口额。中间产品贸易方面，NIEs是最主要的电子中间产品的进口国（地区），同时也是主要的电子零部件的出口目的地。日本、中国和ASEAN-4对NIEs的电子零部件出口在其总出口额中占有较大比例。同时，NIEs也保持了对中国大量零部件的出口额。因而，在电子中间产品上，东亚区域各经济体间形成了较高比例的双边贸易流。
进一步地分析，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贸易结构特征还可从电子产品SITC-7类③具体产品的RCA指数④得到体现。在东亚电子产品区域生产网络中，劳动生产要素密集的中国和ASEAN主要从事最终消费品的加工组装，并出口到欧美；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NIEs则集中于相对复杂的中间产品生产；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等在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则主要集中于设计、营销等高端生产性服务环节。Ng&Yeats（2001）认为RCA指数可以被用来反映最终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分工。如果一国主要从事最终产品加工组装出口，则会进口更大比例的零部件，且该国进口零部件比例在平均水平之上。因此，东亚区域按照电子产品密集度进行的区域生产网络分工可以从RCA指数一目了然。如表3所示，中国、ASEAN-4最终电子消费品的出口RCA大于1，中间产品的出口RCA小于1，意味着这些中低收入国家的电子产品在其最终产品出口中占有较大份额。中国、ASEAN-4的进口RCA正好相反，中间产品进口RCA较高，而最终消费品进口RCA较低。日本、美国则保持着较高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以及中间产品的出口。NIEs则正好位于二者之间，在中间产品上同时保持着较高的进出口RCA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