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提高贸易品技术结构的要素寻求

作为从“进口替代战略”过渡到“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如何提升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同样依赖于出口导向路径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

一、韩国的贸易品技术结构及其变动趋势

关于贸易品技术结构，Ｌａｌｌ（２０００）在三位数的基础上，将ＳＩＴＣ０～９类共三百多种产品按照技术含量分为五大类：初级产品（ＰＰ）、资源性产品（ＲＢ）、低技术产品（ＬＴ）、中技术产品（ＭＴ）和高技术产品（ＨＴ），然后仍按照技术含量将后四类产品进一步分为９个小类。这一方法被研究者广泛认同。本文采用这一方法，统计出韩国各技术层次的主要产品（见表１）及贸易品技术结构的变动趋势（见图１至图４）。①其中，图１和图３分别是较低技术层次产品（含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ＲＢ１?ＲＢ２、低技术产品ＬＴ１?ＬＴ２）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２和图４分别是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含中技术产品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高技术产品ＨＴ１?ＨＴ２）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中每一“柱体”的长度是该图所涉各类产品在韩国总出口或总进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体”中各种“图案”的长度，则表示各类产品各自的占比。图１表明，韩国较低技术层次的五种产品在出口中的总占比，从期初的４６％降至期末的２６％，其中，ＲＢ２出口比重显著增长，ＬＴ１出口比重显著降低。图２显示，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从期初的５１％升至期末的７０％，其中，ＭＴ１、ＭＴ３和出口比重增长尤为显著。可见，韩国出口结构呈现升级趋势。图３和图４中，技术含量较低的五类产品的进口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动，但技术含量较高的ＨＴ２和ＭＴ３进口比重呈现较明显的降低趋势。韩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待验证。

二、计量检验与结论解析

（一）计量检验

１．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从前述理论分析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改变要素比例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母国贸易结构，由此可以推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存在滞后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当年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显著的，因此本文构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释变量ｔＲＤ表示韩国的贸易结构，解释变量ｆｄ表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直接投资存量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滞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阶滞后序列；解释变量ｅｘ表示韩元的实际汇率；β为参数，ε为随机误差。式（１）中，λ分别取ｅｘ或ｉｍ，表示出口或进口；ｔｅｃｈ分别取ＰＰ、ＲＢ１、ＲＢ２、ＬＴ１、ＬＴ２、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ＨＴ１、ＨＴ２，表示贸易结构的１０个技术分类（见表１），因此该式实际上包含了２０个模型。具体而言，被解释变量ＴｒｄＰＰｅｘ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被解释变量ＴｒｄＰＰｉｍ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占韩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以此类推。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度数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数据库，按照表１技术分类的产品进出口数据来自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库，实际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２．检验结果

对于上述模型的计量检验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三个步骤。①首先，单位根检验的相关序列包括２０个表示贸易结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两个解释变量时间序列，检验结果为：在５％的显著性程度下，２２个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阶单整（Ｉ（１））序列。其次，对２０个被解释变量和两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２０组协整检验，结果发现，除了ＴｒｄＰＰｉｍ、ＦＤ、ＥＸ之间以及ＴｒｄＲＢ２ｉｍ、ＦＤ、ＥＸ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外，其它１８组变量之间均在５％的显著性程度下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结果，对上述具有协整关系的１８组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总体来看，在１８个模型中，除了以ＴｒｄＰＰｉｍ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解释力不佳外，其余１７个模型的统计量都是显著的。同时，这１７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小值为０．３４７，最大值达到０．９４８，均值为０．６８３，说明总体上这１７个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具体来看，在出口方面，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ＦＤ）对于ＲＢ１、ＲＢ２、ＬＴ１和ＬＴ２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ＨＴ１和ＨＴ２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进口方面，在５％的显著性程度下，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ＦＤ）对于ＲＢ１、ＬＴ１、ＬＴ２、ＭＴ１、ＭＴ２和ＨＴ２类产品的进口比重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实证检验显示，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的提升。对于低技术层次的ＲＢ１、ＬＴ１、ＬＴ２类产品，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较高技术层次的ＭＴ１、ＭＴ２、ＭＴ３和ＨＴ１、ＨＴ２类产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它们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ＭＴ１、ＭＴ２和ＨＴ２类产品的进口。这与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低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从而降低了该类产品的本国出口和与此相关的进口，表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同时，国内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产品制造业，较高技术层次产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强，增强了该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并减弱了其进口需求，表现为出口创造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

（二）实证结论解析

对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观察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寻求特征，从中获得进一步的事实佐证。首先，从韩国对于不同经济体的投资行业模式来看。表４选列了接受韩国直接投资存量居于前１６位的经济体，韩国对它们的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超过３／４，因此这些投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按照投资行业集中度的特征，１６个经济体可分成四组。不难发现，韩国对于具有不同要素禀赋条件地区的投资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寻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对低成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寻求，也包括对国际销售渠道、技术、标准、品牌、全球企业网络等高级要素的寻求。特别是对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的投资模式，反映了韩国对成熟市场与潜在不成熟市场的需求并存。其次，从对不同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投资来看。对于处于较低技术层次的石化业（ＲＢ２类）、纺织业（ＬＴ１类）和钢铁业（ＬＴ２类），韩国的海外投资集中于中国、印度、越南等劳动力、自然资源成本低且市场需求大的地区。而对于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制造的行业，汽车业（ＭＴ１类）在西欧、北美、东欧、中亚和大洋洲等地广泛建立生产基地，藉此带动国内生产的整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并实现海外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造船业（ＭＴ３类）的投资，一类是土地岸线、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中国、菲律宾等国，另一类是国内需求亟待释放的巴西、俄罗斯等海洋油气资源大国。一方面可将较低附加值项目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则可在国内集中力量开发液化天然气船等高附加值船型；电子业（ＨＴ１类）的海外投资布局同样反映了其对低成本和市场要素的寻求：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以组装厂为主、选择发达国家附近工资比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以零件厂为主①。最后，从对外投资主体规模来看。韩国的大型综合商社凭借其较为成熟的国际经营经验和雄厚资本，多在发达地区进行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开发，而中小型企业（ＳＭＥｓ）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等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比如韩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中小企业及个人投资在项目数上占８３．０％，在投资金额上占４０．６％①。不同规模投资主体的组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而提高要素寻求的有效性。综上所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方式，使其位于韩国总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资源，改变了韩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