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革命文学观

一讨论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不应以创造社的“前”、“后”分期，而应以“元老”和“新锐”划界。其理由主要有二：一、创造社“元老”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创造社“前期”就已经发表涉及“革命文学”问题的文章。比如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都发表于１９２３年５月，都被文学史家看作是“革命文学”的先声。李何林认为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简直是‘革命文学’的呼声了”［１］１１０。刘绶松把这两篇文章都判定为“已经是后来‘革命文学’运动倡导的前奏了”［２］１３１。二、虽然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在“五卅”以后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总体看来仍保持着前后的一致性，且后来的变化也与创造社“新锐”们的观点明显不同。按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３］８４中的说法，创造社“元老”们在“五卅工潮”前后的剧变，“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在他看来，“这个目的意识是规定一个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战士之决定的标准”。持有这种“清晰的目的意识”的，正是创造社“新锐”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

创造社“元老”们在创造社前期主要以张扬浪漫主义文学闻名，并没有过像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那样，在较为固定的报刊上展开相对集中的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其“革命文学”的观点都零星地发表于刊物之上，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只把它们作为创造社“后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芽，并认定其中“包含了许多不正确的观念”［２］１３１；对于“五卅”以后“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言论，一般文学史著作多从同一团体的角度强调其与创造社“新锐”们的一致性，却忽略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使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的真实面目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笔者认为，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是与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观并列的重要文学观念，可以也应该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那么，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创造社的“变”与“不变”。

创造社以善变闻名。最明显的或者说是“翻着筋斗”的变，是从崇尚“天才”、注重“灵感”、标榜艺术的“无目的”、追求文学的“全”与“美”，到遵从“时代”、主张“写实”、强调艺术的“功利性”、赞美文学的“同情于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善变”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掌握话语权的成员的变化而显现出“团体性”的变，二是它的一些重要成员因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文学观点的变。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元老”们的“革命文学”理论，在创造社的前、后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其前期只是零散的萌芽，而直到后期才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理论观念的改变。

１９２５年底郭沫若在《〈文艺论集〉序》［４］１４６里就曾开诚布公地说过，他的思想、生活和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这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变化是确实存在的。比如，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３］３中是把“无产阶级的精神”与“精赤裸裸的人性”并列的，他既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也要“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而他在三年后发表的《革命与文学》［３］３２中，则明确表示“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郁达夫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５］４６中“大声疾呼”的，是基于“反抗”意义上的“斗争”而不是“阶级”；而在三年多以后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５］２８７中，他则“断定”：“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６］２０５一文中还强调“如果要是永远的革命文学，它的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但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６］２４１一文中，他就呼吁“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但是，这就是创造社吗？笔者以为不能这么说。

善变只是创造社的一个方面，甚至极端一点地说，还只是创造社理论观念层面的一种表现。创造社其实还有许多不变或只是变形而没有变质的东西。这在个性鲜明成就非凡的“元老”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创造社的理论观念与意识本质相分裂的状况，王富仁、杨占升在《冯雪峰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文中曾有一段分析：“在他们那里，先进理论只是一种‘知识’、一种‘主张’，只要有了这种‘知识’和‘主张’，他们便以为完成了自己的‘奥伏赫变’，因而先进理论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身外物、异化物，而自己的意识本质、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旧的一套。”［７］１２虽然王富仁、杨占升所指称的主要是１９２８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创造社与太阳社，但把这段话移用到创造社“元老”们身上，也是非常适用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元老”们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因素，或许更能体现其“革命文学”的真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