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形象谱系文学发展

一权力控制总是涉及身体，因为身体既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存在的重要内容。“十七年”是一个高度重视身体控制的文学时代，在主流话语处理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上，精神始终处在高于和控制身体的优越位置上，这一“精神”当然不是指具有个人性的思想或意识，而是指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政治信仰。虽然“十七年”文学中并不缺乏对于人的“身体”各种类型书写的案例，但这些书写从总体上来看是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化的身体书写让“身体”成了一个符号和躯壳，而不是具有感性本能的真实身体。

人的身体形象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受之于父母，人自身对其并无主动选择的可能。身体的五官特征、身材比例在视觉上所形成的“美”与“丑”的区分，有一定的客观性以及某些普遍化的评判标准，但这种客观性和评判标准并不是绝对的。人类身体审美的历史说明，我们对身体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等级的划分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它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环境下所形成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风尚的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对其形成都构成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身体审美的非自然、非客观的特征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是明显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中，对身体形象的审美判断自然会打上阶级性的印记。如果说“十七年”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依据阶级审美标准的话，那么，弄清楚阶级审美标准的根本理论依据是什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１］３对这一阶级分层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１］９

毛泽东对中国不同阶级的划分可以说是党内关于阶级审美标准最早的理论依据。之后，他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意识形态使命，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什么人采取什么态度，“歌颂”和“暴露”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如何使用等等，都有明确的标准：“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

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２］８４８－８４９正是因为文学创作中阶级立场的确立，作家才会在描写时对不同阶级的人物抱有不同的主观感情。在“人”按照阶级分类“类型化”中，首当其冲的是“身体”的类型化，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人物及其身体形象的塑造相应地呈现为“美”与“丑”的二元对立，由于这种描写带有明显的阶级预设，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会表现出主观化的非现实状态。

在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林道静和王晓燕在街上看见一个匆匆走过的年轻人，林道静判断这个人是共产党，王晓燕疑惑地问她的根据是什么，林道静说：“正直、朴素、刚强、严肃……我觉得所有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的面孔不同，个性不同，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刚才那个人我看他的面色庄严，不同寻常。”王晓燕笑林道静成了相面先生，但实际上，杨沫借林道静之口表达了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对身体形象与道德、政治之间关系的认知。林道静眼中的敌人形象也存在着主观的类型化倾向：“道静慢慢回过头来，笔直地盯着问者的瘪瘪的蠕动的嘴巴。多么奇怪！那苍白的瘦脸，那狼样发亮的眼睛，那没有血色的乌黑的瘪嘴唇，都和曾经缠绕过她的那条毒蛇多么相像呵！天下的共产党员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天下的特务、天下的法西斯匪徒他们却也都这样相像呵。”革命不是选美，人物自身当然不会因其所信仰的党派的不同而变得美丽或者丑陋，但在阶级文学的视域中，由于政治信仰的原因，人物的身体形象也有了“美”“丑”之分。

二在“十七年”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上，身体审美

与阶级话语发生了直接的对应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按照阶级身份的命名进行，使这一时期小说的身体形象描写具有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不同阶级身份的人物如正面英雄人物、落后分子、小资产阶级、叛徒、敌人等都具有不同的身体形象特征，由此也形成了与人物的阶级属性相对应的身体形象的谱系。可以说，在“十七年”小说中，身体形象描写与小说的其他叙事方式一起共同参与了对人物阶级身份的本质化建构。不过，对人的阶级属性的划分虽然使“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身体描写呈现出一种主观的状态，但这样一种描写在借鉴中国传统面相学原理，并吸收相应的道德判断之后，却又往往表现出一种貌似客观的效果。

人物面貌的“美”“丑”与其品德的“善”“恶”关系在中国民间的面相学中有着细致的描述。中国传统面相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品德、健康和命运，可以通过其面向而被获知。人的面相特征与其道德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有福、和善之人的面相，它们往往具有脸形圆润、额头宽大、鼻凸口阔、五官比例匀称均衡等特征，具有一种和谐、宽厚、大度的仪容之美，而奸邪之人的面相则往往具有贼眉鼠眼、矮小丑陋、形容猥琐等特征。中国传统的面相学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使得“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的书写，打上了阶级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诫的双重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