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学理论论文
一、写作的零度与意识形态观
巴特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否定首先来自于对“写作的零度”状态真实性的肯定。所谓“零度的写作”不能掺杂任何意识形态效应。为了撇清意识形态写作的混乱干扰，巴特采用了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在西方哲学中长盛不衰的经典范畴——“形式”与“内容”。在文学中，“形式”是指“文学性话语”的“构成机制”，“内容”是价值和意义与时代文化和社会背景演变之间的参照。“形式”关乎于能指，而“内容”则关乎于所指。在巴特看来，“形式”与“内容”相分裂后以“形式”也就是“能指”为中心的写作是现代性的写作方式，而“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写作才是纯正的原汁原味的古典的写作方式。古典语言是以字词及其关系为主导线索的，也就是说，字词不能离开与其他字词的关系而独立存在，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尚且还不具备独立的能指功能。单个字词的形式不会沉入一种内在现实，尽管这种内在现实是与该字词的外形现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而是在单个字词的形式刚一发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词，从而形成一个“表层的意图链”。这种字词与字词之间的相互发散与延伸就构成了字词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得意义成为可理解的事物。但是在现代诗歌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现代诗歌完全是以“形式”为居中性的。单个字词的形式是具有豪门性质的“家宅”，单个字词形式就是一个具有独立存活能力的个体，并具有突然启示某种真理的能力。正如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写作比较一样，前者是古典写作的典型，而后者是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写作能手——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写作方式。“资产阶级的写作”首先是工具性的，其次是修饰性的。“福楼拜……根据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出现，明确地使文学成为对象，使形式成为一种‘制作’的项目……（应当说，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现为景象，被强加于读者）”。［1］5
现代写作使得作为内容的所指被作为形式的能指所统摄，目的是将一种观念强行施加于读者的目光，思想在这种虚无的欢快中上升，超越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文学作为对象，首先是作为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作为劳动的对象，最后是作为被“谋杀”的对象。所以现代性的写作不再是作者自主性的创造活动，而是能指的宣告为王的加冕过程：能指-所指-景象-读者，这个链条表明了正是这种外界的制约性与主体选择的自由性之间的张力使得主体的自由选择成为无根据之物。因而出于保护合理选择的目的，人们应该摆脱掉各自意识形态的偏见，使真实的话语得以呈现。这样，巴特把摆脱意识形态偏见当作一种伦理性的选择标准。他认为写作就应该是无色的、不偏不倚的、零度的，任何作者的所谓道德观念都是被外界因素所干扰过的，写作需要摆脱社会价值判断，这样才能维持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性。
罗兰•巴特从虚构切入，发掘虚构中的真实状况，同时考察小说和历史所共同具有的文本的结构和功能，把结构和功能作为一种文学话语的形式分析问题，其实就是有关话语的真实性问题。“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模式在一种间接方法上得以表现，使得话语的真实性在历史和小说中获得聚焦点。他比利科更在意的是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一种似真理的话语结构而得以形塑。巴特将对文本的怀疑主义的运作从文学分析转移到价值虚无的分析上来，他的这样一种论点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符号-价值载体”研究和鲍德里亚符号社会化批判提供了思想启发：作为“欢娱”或“欢快”原则的能指不过是一种虚无的“能指”，是没有目的的目的，是没有灵魂的灵魂。这样的表面快乐原则实质上是内心颓废的深刻写照，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物欲世界的真实镜像。巴特将文学写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首次清晰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在文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结合途中，符号扮演了某种中介或载体的角色，在卡西尔奠基符号学后，巴特将符号学发扬光大，为符号-空间批判（列斐伏尔）和符号-时间批判（鲍德里亚）提供前瞻性线索。
而“风格”是零度的写作的另一张面孔。或者这样表述会更加明确一些：零度的写作必须排除历史的干扰，并且它具有个性与共性的双重方面。零度的个性方面是风格，它是语言与其躯体内对应物之间的绝对自由的联系，是垂直性的必然式作用；语言结构是零度的共性方面，它是作者行为的场所，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与期待，是具有历时性的积淀，是水平性的否定式作用。风格与作家的性情相关，而语言结构则相反。它们看似对立，但都为零度的写作服务。在语言结构中，作者发现了历史积淀的熟悉性，而在风格中，作者发现了本人积淀的熟悉性。它们为零度的写作的服务体现在：“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因为他并不偏选任何一方”，“其中耗费的能量只表现在运用程序方面”［1］10。虽然风格与语言结构可以被例举和被转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识别和被选择。而一旦涉及到后两项，写作就必然会具有相应的温度。
在巴特看来，“风格”是孤独的，它不是艺术，风格不能成为把作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契约。历史对写作立场的困扰体现于一些喜欢艺术的安全性甚于风格的孤独性的作家身上。而能够在历史中拯救“新颖性”的也正是风格，它是一种权威，是作者语言和其躯体内对应物间的“绝对自由”。风格既在历史传统之中，也在历史传统之外。写作把作者带入了历史的境遇之中。而写作的零度状态并不是普遍性的，只有言语才可能是普遍性的。巴特在索绪尔将言语和语言二分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变革。索绪尔认为所有的语言学都是符号学的：“我们保留‘符号’这个词来指称这个整体，把‘概念’和‘音响形象’分别用‘所指’和‘能指’代替”［2］149，而此观点明显是被巴特继承的，但是巴特却对索绪尔的“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2］177观点进行了反拨。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现象，巴特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的内在特征，但是他认为符号学本就隶属于广义的语言学系统，因为倘若没有各种形式的语言，符号也无法借以表述和传播自己。所以，符号学领域不能被随意扩大到语言学中，否则就会引起严重问题：“把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符号学领域加以扩大运用并非没有引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显然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语言学模式不再适用而应加以改变了。”［3］18而巴特将其“写作”置于零度的设问中心，这样就不能避免言语与写作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它们的关系的研究，从而更好的让人们认清写作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