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是这样一个人，整个世界都根据他的作品来评断俄罗斯，评断俄罗斯神秘的心灵。”［1］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2］77。从《穷人》中的杰符什金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孤女涅莉，还有《罪与罚》中贫困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在承受苦难。为什么陀氏作品中有这么多关于苦难的描写呢?国内研究者关于陀氏创作中的苦难描写有如下观点:“对苦难题材的偏好与他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有关。”［3］“陀氏为什么如此专注于描写苦难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陀氏自己充满苦难的一生。”［4］

以上观点侧重于从社会学和阶级论的角度去分析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对陀氏作品中苦难的接受“更多地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中寻找苦难和不幸的根源，苦难和不幸因此常常被认定为贫穷、受压迫受欺凌、无知无识和不反抗”［5］展开的，这也符合中国文学中的忧国忧民意识。从社会学和阶级论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贫穷就是苦难，苦难就要反抗。在陀氏作品中，不但大量描写苦难，而且人物是喜欢苦难、忍从不反抗的。所以有观点说陀氏作品宣扬的是奴隶的道德，说他是沙皇的走狗。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基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对陀氏作品的误读。或许我们可以从宗教视角来理解陀氏作品中为什么写这么多的苦难和人物，对待苦难的态度如此独特。

一、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

早在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季米尔使俄罗斯受洗，基督教信仰就扎根于俄罗斯文化，成为俄罗斯人主要的宗教信仰。“俄罗斯的儿童是在朗读诗篇中学会阅读的，是圣经和礼仪的语言锻造了民族语言并由此产生了斯拉夫语。”［6］26－27“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宗教问题具有决定意义。”［2］156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会被俄罗斯人民很纯粹地掌握，因为基督教真理的基础是更加现实的［2］51。俄罗斯的使命就是基督教的使命［2］64。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并走上文学道路的，福音书及基督教文献成为他最熟悉的文学文本。“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7］

基督教信仰是很重视人的痛苦的，圣经中说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忍受了痛苦和死亡。在基督教看来，“痛苦是上帝使我们的心灵从尘世暂时的事物转向永恒、转向他本人的伟大的教育手段”。基督教被认为是关于受难、痛苦、牺牲、死亡的宗教，它给人带来的是谦卑、温良、慈悲、宽容。陀氏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穷人》以其对“贫苦和苦难抱有一种极其深厚并充满热忱的同情”而赢得别林斯基的称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孤女涅莉最后像她母亲一样悲凉地死去;《罪与罚》中贫困的马尔美拉多夫和他沦为妓女挣钱养家的女儿索尼娅相依为命;《白痴》中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一场意外的大火中丧失了亲人和财产，被地主托茨基收养的娜斯塔霞长大后做了男主人的姘妇，又面临被抛弃的命运，最后被商人罗果静杀死。他在作品中写这么多的苦难，苦难成为他作品的中心。可以说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苦难意识是陀氏作品中大量写苦难的原因之一，“俄罗斯文学问题面向受苦受难者”［6］32。

二、苦难在俄罗斯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陀氏作品中的人物不反对而且喜欢苦难。比如《罪与罚》中斯维利加洛夫在同拉斯柯尼科夫谈到杜尼娅时这样说:她会成为一个殉难的人，当人们用烧得通红的大钳子烙她的胸膛时，她准会露出笑容来。她渴望赶快为了某一个人去受苦受难，要是达不到受难的目的，她很可能从窗户里跳下去［8］553。受苦也是一件好事［8］534，受苦是伟大的事［8］536，我甘愿去受苦;在受苦中会产生伟大的理想。你要去受苦，难道这不是已经赎了你一半的罪吗［8］604?地下室人也说:“人有时强烈地爱上苦难，爱到吓人的程度。”索尼娅所蒙受的巨大不幸和委屈深深震撼着拉斯柯尼科夫。他竟伏在地上吻她的脚并声称:“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8］375之所以有这种独特的态度，是因为在俄罗斯文化中苦难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受苦是一种美德

陀氏作品中的人物为什么会喜欢受苦呢?有论者从哲学角度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人是喜欢受苦的这一事实，提出人有任性的权利。”［3］有论者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认为“陀氏的描写往往触及人的灵魂深处，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宗教信仰”［9］。只是从宗教角度解读有点把问题简单化，因为在对苦难的态度上，俄罗斯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特点，俄罗斯人更喜欢苦难。陀氏作品中的受苦难者有着俄罗斯文学里独特的一面，“俄罗斯文学里，穷人比富人更接近神，罪者比贤者更接近神”［10］5。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喜欢苦难是因为苦难在俄罗斯文化里有其独特的意义。“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个人苦难的认识，都深得基督教的真谛。”［10］12“俄罗斯人的道德意识很不同于西方人，这种意识更富有基督教色彩，俄罗斯对待过失和罪行是另一种态度，这就是同情那些堕落的受屈辱的人。”［2］248“受苦是一种美德，因为受苦才是有意义的事情。”［11］294神学家勒•盖杜格维奇说:“在苦难中显现出关于人，人的真正的和永恒的幸福的神明。为达到这种幸福，此岸的幸福不是绝对必要的，而时常是弊大于利。”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人们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罪与罚》中的斯维加洛夫把自己的财产赠给索尼娅然后自杀;被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要把自己的遗产捐给教会，也都能体现这样的特点。也就是说，苦难不简单等于贫穷。“在陀氏眼里，苦难和不幸却有着更为广大的背景，贫穷与压迫并非人生在世的唯一不幸，甚至也不是造成苦难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人的苦难和不幸根植于人的生存悖论。陀氏认为，人类不可能通过结束贫穷和愚昧，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增长，甚至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而可以结束人类的苦难和不幸。就人的天性而言，他甚至宁愿沉溺于苦难，也不会像乐观而肤浅的启蒙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去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人惟有在原罪的教义及人与上帝的神秘关系中对自身之谜予以追问，才能通过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努力，找到那可以使自己获得救赎的力量。”［5］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对待苦难的态度源自俄罗斯独特的宗教文化，人物在经过了苦难的炼狱之后往往获得的是救赎，是精神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