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外语翻译
在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通常难以摆脱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会习惯性的运用自己熟知的思维模式与意识形态，对源语言进行解读，因而极容易造成对源语言内涵的背叛。本文通过研究跨文化翻译中的误读问题，希望能够帮助译者更好地把握文化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跨文化翻译活动。
一跨文化翻译中误读问题的产生原因
倘若译者是目标语文化的代表，那么其必然陷入一个复杂的文化网络之中，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的比较，就是文化与文化、经历与经历的碰撞、融合与排斥。因而，其翻译成的作品极容易带有对源语或源语文化的误读。事实上，不但源语与源语文化是影响文化误读的决定性因素，目标语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来说包括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两个语种“存在时空”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地理环境、文化圈等因素在不同时空里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在语言中留下投影，给翻译者的理解造成影响，从而产生翻译中的误读问题。具体地说，影响译者翻译的五种文化因素有语言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和生态文化。这些差异对翻译造成的障碍是使译者产生误读、误译的根本原因。这些文化差异之间纵横交错，如目标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词语性质差异以及目标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中的同中有异或大同小异部分。如果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单纯地在目标语中寻求源语文化的对应物，就会造成以偏概全、以古代今、以己度人的消极后果。比如“wine”与“酒”的释义就是同中有异，这充分说明跨文化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两个语种“存在时空”上的意识形态差异。
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必然受到一定的意识形态制约。一直以来，关于意识形态对跨文化翻译的影响，翻译界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且一致的观点，即社会意识形态对跨文化翻译的译者动机具有明显影响。因为意识形态是关系到“译的内容”与“译的方法”。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来说，其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也存在明显的目的性。一旦趋于目的性，那么这种跨文化翻译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过程，是一种有意的误读。有意的误读往往是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往往与译作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如林纾的《魔侠传》(即后来的《唐吉可德》)，该译作就是借题发挥，译者试图利用译笔表达、发泄其政治思想与阶级立场。从宏观上讲，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差异的突出表现是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也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归根结底，跨文化翻译中误读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文化差异。
二跨文化翻译中误读的主要表现方面
跨文化翻译是一种“视界融合”，是文化差异的体现，主要表现在文体风格、学术误读、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等方面。
第一，对文体风格的误读。风格误读在诗歌翻译中十分常见，比如美国诗人庞德把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成了一个集子Cathay(《华夏集》)，尽管该诗歌集获得了读者的喜爱，被艾略特认为是“发明”了中国诗，但实际上该诗歌集存在严重的误读与曲解问题。例如，TheRiverMerchant’sWife:ALetter(李白的《长干行》)，先看这标题，本来李白是借多情妻子思念丈夫而写的独白，而译者却误读为是给丈夫写的信，文体风格就存在较大的误读。再如诗中的“瞿塘??俣眩?逶虏豢纱?rdquo;两句，庞德将其译为:Youwentintofarku－to－en，byetheriverofswirlinged-dies，Andyouhavebeengonefivemonths．很明显，这与李白的原作风格相差很远。另一种对文体风格的误读表现在逐字翻译，比如“惊涛乱海日”，译者将其翻译成:“Surprised，Desertturmoil，Sensun”。这就像我们采用中文语法翻译成的英语一样，是一种常见的误读现象。我国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文体风格误读问题，郁达夫的译作就几乎完全丧失了原作的风格，使其成为了自己的创作;苏曼殊用五言格律翻译拜伦的《哀希腊》，同样使得原作言辞激励豪爽的风格荡然无存。
第二，对学术术语的误读。长期以来，我国学术领域不少的译名都缺乏准确性，误译、滥译已经对我国的现实社会与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正确的翻译学术术语，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而且也会影响社会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学术术语的误读问题急需引起重视。例如，词义性质的差异，中文中的词常分褒贬，而英语词中与之相对应的词往往是中性词。“revision”或“revisionism”是马列著作中的重要术语，这个词就是一个中性词，译为“篡改”或“篡改主义”(贬义)，译为“改正”或“修正主义”(褒义)。在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个词本应该为篡改、篡改主义，但是我们在马列主义中往往译成修正主义，笔者认为译成“修改主义”(中性词)要更为贴切。在跨文化翻译中类似的学术术语的误读还有很多，在哲学、美学、文学中这种误读现象最为突出。而这些误读问题也影响了我们了解西方历史、文化、哲学、美学的本来面目。
第三，对生活习惯的误读。受不同的风俗习惯影响，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经济、文学艺术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在翻译中如何把握源语文化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等，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各民族在语言方面的相似度很高，其共性远高于个性，但每个民族的语言也存在其独特的文化形象。在跨文化翻译中，源语中的文化形象往往被误读成目标语中的民族文化形象。比如英国诗人ThomasNash的咏春诗的第一句:Spring，thesweetspringistheyear’spleasantking．在我国文学家郭沫若的翻译中就译成了“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将“King”译成“尧舜”就给英国的诗歌变成了带有浓重汉文化的诗歌。虽然这样翻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人对于英语的认识与理解，但是其实质上却是对源语文化形象的误读，本文认为是不恰当的。
第四，对宗教文化的误读。世界上各民族人民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其各自文化背景与文化特征以及文化传统的表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道教、佛教是影响深远的宗教，而对于外国人来说，有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伊斯兰教。因而他们的语言中一般不会出现“得道成仙”、“修成正果”、“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等等与佛、道相关的习语。在西方《圣经》中有上帝(也可以理解为天)，比如说“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而对于“gotothechurch”，可能是去做礼拜，但也有可能表示“结婚”的意思，因为西方的婚礼多在教堂举行。翻译研究中误读的表现方式众说纷纭，上面四个方面只是文化差异体现的主要方面。尤其是跨文化翻译时，除了要考虑不同语种之间语言的词、句结构差异，更应充分考虑文化方面的种种差异。因而，若想避免误读，译者需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