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宗教文化论文
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宗教文化研究形成了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互动与发展趋势。在立足本民族宗教文化基础之上，深入发掘本土人文传统，倡导并加强族群之间的关系互动，与不同宗教进行理性对话，力求突破宗派对立的窠臼，重估本土宗教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认识的同时，不拘宥于宗派分别之见，利用多宗教互动，扩展视野，突破自派束缚，以发展和变化的动态眼光审视具有包容、互利、共荣的宗教理念，不仅成为宗教研究者的愿境，而且也成为当下一种文化的大趋势。众所周知，藏传佛教作为世界佛教的三大体系之一，自公元七世纪从印度传入吐蕃以来，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立足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全面接受佛陀三乘教义、显密结合、闻思修并重，教派传承不断的具有广泛思想文化内涵和鲜明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信仰体系。千百年来，藏传佛教作为藏民族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维护了藏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多样性与平衡性，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深刻地影响了藏民族的思想道德观念，尤其是作为藏族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就沉淀在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各具特色的教义传承与修持之中。藏传佛教的宁玛、萨迦、噶当、噶举、格鲁等教派，依各自的教乘信仰和不同经典传承，从各自的教义研究出发，在修行次第过程中形成了终极目标一致，途径多样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的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而且各教派在长期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求同存异的发展中，对构建藏传佛教与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与话语资源，从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内部多源性与多样性的构成特征之一。
一、“利美运动”与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互动
“利美”一词，是藏语“无偏向、无偏见”的意思，多见于阐述宗派观点的著述中。“利美”，《东噶藏学大辞典》中认为:藏区有宁玛、萨迦、噶举、格鲁等诸多藏传佛教教派，各派不以自派主张为据，在不诽谤不歧视其他教派的基础上，各持己见，清净守持见修，称之为“利美”。“利美”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始于19世纪的康区，并以德格为中心形成副射全藏区的一场藏传佛教复兴运动。代表人物是宁玛派高僧降央钦哲旺波(1820－1892)、噶举派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2)等人。其总旨在于冲破各教派的门户之见，倡导兼容吸纳各派之长，摒弃宗派偏见与诤论，主张求同存异，共谋藏传佛教的长期发展。这一运动不仅在康区赢得了许多高僧大德的拥护，而且也冲破教派藩篱，得到其他教派的积极响应，不仅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起到了主要的调和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佛教内部的思想文化运动，对重新认识本土宗教与文化的思想价值，拓宽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内部的对话路径，打破宗派“先入为主”的思维制约，寻求宗教的普世价值具有根本性的范式革命。纵观藏族宗教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利美运动”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轨迹。公元七世纪时的吐蕃王朝，不仅是藏传佛教初传、中兴和中断的阶段，也是“宗教无偏见”的肇始之际。当时，佛教作为一种新思想、新宗教和新文化传入藏地时，首先遭遇到吐蕃的本土宗教———苯波教的抵制与对抗。佛苯之争在历史上，或针锋相对、或彼消此长，经过多次的思想交锋后，最终相互调和，形成“佛笨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P.113)的新局面。公元8世纪末藏族大译师比卢遮那对佛苯两家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仪轨进行了细致的比对与分析，他的这种对本土宗教和佛教重估与重新阐释的方法与过程，可以说是“利美”思想在宗教对话与吸纳兼容中的最初尝试。避免宗教冲突与文化灾难，防止极端诉求，也一直以来，成为藏传佛教精英阶层高度重视的一个现实话题。藏族历史上多次的佛苯之争，使法难频生，王朝中断，造成多起大的人文灾难。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大臣玛尚仲巴杰“规定小法律，谁奉佛法，将其放逐边地，国王寿短，乃行佛法之故……此生之灾，苯教才能消除”［2］(P.325)，“使大昭寺作为屠宰场”［3］(P.109)等记载来看，你死我活的佛苯之争，促使学者必须通过从宗教本身去寻找对话的平台。大译师比卢遮那的比较方法与重新阐释主张，在当下看来，尤如一支文化的“润化剂”，既匡正了当时苯教当权者的自大和先入为主的思想偏颇，同时也彰显了佛教包容兼顾的柔性智慧，使其凭借教义的深邃和理论的精密得以长驱直入。可以说，这种以和谐共生共长，以不同相辅相成的文化理念，始终成为“利美”思想在各个发展时期坚守的根本精神。
“利美运动”思想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出现于藏传佛教在公元10世纪后形成的“后弘期”时期，与吐蕃时期的“前弘期”相比，当时，佛教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得以不断成熟，藏传佛教在各地方势力的大力推崇之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名僧译师层出不穷，佛经翻译、法典修订、著书立说尉然成风，并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等派别。各大教派百花齐放，各抒己见。各派高僧大德，书檄往来，百家争鸣。并在教义与教理的互砺互淬中安立各自的见修，形成了各派梳理佛典、尊重传统、保护并固守传承的宗派之见。这一阶段尤如中原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时代。各大教派对不同教义的多元思维与互补选择，成就了藏族文化在公元11世纪后的一次精英智能汇聚的时代。这一时期，各教派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藏传佛教也跟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着入世的精神指导。公元13世纪，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政权执政时期，萨迦派领袖人物贡噶坚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仅使西藏和平归顺，而且把藏传佛教带出雪域高原，搭建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之桥，蒙藏文化最初虽然以战争拉开了帷幕，最后却以佛教文化的大交流而谢幕。萨班贡噶坚赞博通佛学，精专五明，作为藏区第一个获得“班志达”(大学者)称号的大德，他在宗教观点上吸各派之长，认同不同观点，他在补充、加注、兼容各派思想，综合各宗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萨迦派主要的法门———道果法中的“五蕴学说”的理论内涵。元帝师八思巴是掌管总制院实权在握的人，他秉承萨班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态度，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赢得了元朝统治者和藏地各大教派的尊重。当时，忽必烈为表示自己对萨迦派的尊祟，欲下令在吐蕃只准修习萨迦教法，八思巴以宽阔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胆识，向忽必烈介绍藏地宗派的格局，建议忽必烈对藏传佛教各派给予平等发展的机遇，他以掌上五指比喻为藏传佛教的五大宗派，言五指成拳，缺一不可。最后，在元朝统治者的尊重与礼让之下，各教派不仅得以完整保留，而且，也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尤其是最具藏传佛教特色之一的密宗，就是在各大教派共同修持中，得到了更多的实修与承传，才形成了宁玛派的大圆满观修、噶举派的那若六法与大手印、萨迦派的道果法和格鲁派的生圆二次第等各派独有的法门，汇聚成藏传佛教独有的金刚密乘。如果缺乏对佛法终极目标一致的共认，缺乏修持中“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均属教诲［4］(P.89)”的智慧洞见，缺乏不同教派对三乘四续显密佛法都是应机教化的方便法门的认同感，就很难确立教派无偏见的“利美”思想。因此，在藏传佛教文化史上，元帝师八思巴堪称是“利美”思想的首倡者和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