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作品的生态女性观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又称生态女权主义，是当代西方环境运动与女性运动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1974年法国女学者奥波妮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权主义的概念，号召妇女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批判男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赞颂女性贴近自然的美好本质，进而呼吁两性之间的相互平等及人类征服大自然的错误思想的改变。纳桑尼尔•霍桑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随着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研究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新兴的理论成为研究霍桑作品的一个新方向，在这一新的视野下的霍桑研究发现霍桑的女性主义研究可以与其自然社会环境研究相结合来进行。

一、霍桑的时代背景和人生演绎

作家的人生演绎和时代背景与其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霍桑的祖先是萨拉姆镇上的名门望族，然而历史为他提供的他的父辈们的形象是很不光彩的和父权的：压抑、苛刻、残暴、专制和厌恶女人，例如，约翰•霍桑将许多被控为女巫的妇女判处死刑；威廉•霍桑是殖民地最可怕的法官。受其祖先的影响，霍桑的许多作品的社会背景都是以父权制和压迫妇女为特点的。霍桑4岁丧父，之后跟母亲和两个姐妹相依为命，霍桑直接体验了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能的处境带来的生活困苦。

19世纪中期，妇女运动在美国达到鼎盛时期，1845年，玛格丽特•富勒出版《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中提出的男女平等的观点，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在她们的影响下，霍桑逐渐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妇女运动在19世纪到达鼎盛时期，而在国外，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种长期与女性的密切关系和当时女权运动在社会上的反响结合起来，使霍桑很自然地关注妇女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种关注很容易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霍桑童年在缅因州快乐而自由的生活，使得他对大自然有着深切的热爱。长大后，霍桑与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其影响，霍桑加入布鲁克农庄———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超验主义乌托邦共同体之一，超验主义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霍桑一方面反映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冲突，另一方面提倡建立一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社会。霍桑的生活背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促使其在作品中对自然和女性持同情的态度，追溯压迫女性和自然的根源———父权制社会，倡导探寻建立一个乌托邦，即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

二、霍桑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受其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影响，霍桑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蕴涵着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本文将以《红字》《拉帕其尼的女儿》《胎记》三篇小说为例来阐释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女性与自然的交融

《红字》《拉帕其尼的女儿》《胎记》三篇小说都体现了自然与女性的紧密结合与水乳交融。霍桑的成名作《红字》中第一章———狱门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跨出的监狱门槛上就生长了一丛野玫瑰，并且在六月的天气里缀满了宝石般晶莹的花朵。因为不公正的男权主义的压迫海斯特受到痛苦的折磨，然而当她投入森林的怀抱，丢弃压在她胸前的徽记，她那蕴蓄的活力一下子就迸发了出来，大自然也立刻做出了回应：“———突然之间，好像天颜顿开，阳光普照，一股强光射入阴暗的森林，使每一片绿叶都喜气洋洋，使所有的落地黄叶都焕发金光，使千年古木的灰色树干也闪闪发光。”①海斯特的女儿小珠儿这一激情的产物，也是自然的具体体现，珠儿天生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只有回到森林中，她才会像一个大自然美丽快乐的小精灵:她想入非非地同水潭中自己的倒影逗着玩，招手让它出来。她用白桦树皮做了很多小船，装上螺壳送往大海。她还采集各种海草编成围巾、披风和头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美人鱼的样子。当小珠儿在森林中玩耍时，她并未惊吓到森林中的小动物，一只鹧鸪鸟，一只鸽子，还有一只小松鼠和一只狐狸，甚至一头狼：都注视着她，而且毫无惧意。也许这些慈母般的森林所养育的这些野生动物都从这个“人类的孩子身上完全认出了近似的野性”。②《拉帕其尼的女儿》中医生拉帕其尼将女儿贝亚特丽切从人类中放逐，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与她父亲花园里的毒花毒草为伴。乔瓦尼初次看到贝亚特丽切时不禁对她与花园的交融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位陌生美人给他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她也是一朵花，是这些花木的人类姐妹。”③当贝亚特丽切与喷池上开满宝石一般花朵的华丽植物对话时，“她极热情地伸出手臂，拉着树枝，亲亲热热地拥抱，以致她的脸孔为树枝覆盖住了，她发亮的卷发和花朵全然缠绕在一块了。”④在这部小说中，对自然和女性美丽的刻画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命运与大自然的遭遇是相互映照的。

（二）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在《红字》《拉帕其尼的女儿》《胎记》这三部小说中，霍桑通过男人对女人压迫的描写，赞扬女性人物的同时也批判了男性人物。《红字》的社会背景是17世纪受清教统治的波士顿，清教徒们在这里建立了严酷的法律和宗教法规来愚弄、麻醉、压迫妇女。在这样的父权制的男权社会中，男人是社会的中心，而女人则受到排斥和压迫。连罗杰•奇林沃思自己都承认：“是我首先伤害了你，把你那含苞欲放的青春跟我这老朽结成了错误的、不合自然规律的关系，从而葬送了你的青春。”⑤在他目睹海斯特在刑台上受罚时，他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是出于自己蒙受的羞辱而要报复，从而把她推上更痛苦的边缘。牧师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一同犯下通奸罪，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然而由于他的虚伪，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与前途，他退缩了，让她一个人独自承受严厉的惩罚，而且他还装模作样地与那些丑恶统治者一同审问海斯特。由于犯有通奸罪，当权者对海斯特实施当时最为严厉的刑罚———站在绞刑台上示众几个小时，而且终生在胸前佩戴红“A”字。在《胎记》《拉帕其尼的女儿》中，女性被父权制文化严重物化，阿尔默和拉帕其尼将妻、女视为自己拥有绝对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财产、实验品。阿尔默在美容实验前利用天竺葵验证药效，妻子在他眼中与一株植物毫无区别。拉帕其尼迫使女儿以毒花毒草为伴，并终身替他执行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充分表明他从未将女儿当人看待。两位男性都极力掩盖自己的罪行，不断对其掩饰和美化：阿尔默声称他决心根除妻子脸上胎记的目的是为了让妻子的身体与灵魂变得一样完美无缺，并故意夸赞她是最高尚的、最亲爱的、最温柔的妻子。拉帕其尼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则将改造过的女儿称为我骄傲和胜利的女儿，并企图表明，他改造女儿的真正目的是想让她胜人一筹，是出于替女儿着想的好意。最终两位女性的幸福和生命都被自己的男性亲人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