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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语体散文的女性观

2021-4-9 | 古代文学论文

 

西晋名士王济读到好友孙楚悼念亡妻的《除妇服诗》后,感慨万千,“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清代的“忆语体”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明末清初,以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为开端,到清中叶乾嘉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达到顶峰,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清嘉道年间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清后期道咸年间蒋坦的《秋灯琐忆》、清末民初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作者打破了中国古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言志”传统,大胆地叙述闺房之乐、夫妇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对亡妻(妾)的深切眷恋。他们崇尚自然,高扬个性,在自然之美和个人生活的意趣中体悟个体的情感真谛。

 

“忆语体”散文是作者所写的自叙传性质的回忆录,女主人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她们不再仅仅是传统道德规范所要求的贤妻良母,而且勇敢地追求灵肉契合的爱情,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精心营造趣味高雅的情致人生。既体现了传统女性的共性,又具有之前或同时代女性缺乏的一些新质。这种特质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要想全面系统地认识文中的女性形象,必须从明清时期的文化生态谈起。

 

文化生态是指精神文化与外部环境以及精神文化内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生态关系,它将文化纳入生态领域,使人们获得了对文化的新认识。文化生态学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冯天瑜先生把文化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1]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忆语体”散文中女主人公性格特征得以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

 

 

明朝中叶以后,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堕落。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能挽救明王朝衰败的颓势。与政治的腐败相反,明代的经济到了嘉靖、万历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手工业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中心城市的形成,杭州、苏州、广州等成为商品集散、人口集中的繁华都市。[2]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发展,城市的空前繁荣,导致市民阶层的快速崛起,商人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社会风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封建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曾经被宋明理学家否定、压制的人的私欲,被充分肯定和大力张扬。人们开始复苏正常的人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个性解放狂潮。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观点,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主张人性的平等,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王氏心学发展到泰州学派,王艮明确提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一切日常欲望不仅不离经叛道,而且恰恰正是“道”的体现,完全消除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王氏心学和在文人阶层中有广泛影响的狂禅相结合,使人们开始摆脱程朱理学规定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认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促进了思想解放。士人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科举功名,转而追求闲适的生活;开始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他们陶醉在以自我情感为中心的美好世界里,或纵情声色,或啸傲山林;或寄情书画,或参禅修道。“忆语体”散文中的作者也受到这种心态的深刻影响,放弃了对儒家“三立”的追求,把目光从社会转向家庭之中。他们的闺中伴侣秀外慧中,才华出众,见解超群,可以和他们一起经营艺术化的人生。在和这些女子的生活中,这些仕途偃蹇、人生失意的中下层文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达到了灵肉交融的境界。他们由方外之恋、救赎人世之恋,转移到了自我,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间世俗之恋。

 

“忆语体”散文的作者倾注了自己的满腔情感,非常细致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文中描写的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些日常琐事,如闺房之趣、烹茶焚香、吟风弄月、插花造景、游山玩水、服劳侍疾等等。文中的被叙述者(董小宛、陈芸、王子兰、关?、胡恕)是叙述者(冒襄、沈复、陈裴之、蒋坦、余其锵)眼中的人物,是被叙述者情感化了的。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始终流淌着叙述者的真挚情感。在真情的浇灌之下,女主人公的形象格外光彩照人。冒襄被董小宛的智慧才识、慧心隐行深深打动,赞叹“姬断断非人世凡女子也!”;沈复对芸娘则心折神服,认为“求之闺中,今恐未必有此会心者矣。”;陈裴之非常欣赏紫姬的处世得体,把她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蒋坦对秋芙的才华心悦诚服,敬爱之情溢于言表;余其锵则深为淑娟的贤能所折服,赞叹“称以贤妇,岂过誉哉”,作者是在用自己的情感写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抒写对人生、生活、自然和社会的感悟,言我之志,抒我之情。作者与女主人公共同构成了文章“双重作者的主体性”,消解了我和他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使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者本人,作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在“忆语体”散文这种新型的文体中,“我”和爱人——这些在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下丧失了自我,只是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的个人——终于认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发现了理性之外的“有情”世界。他们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追求自我精神的适意满足。寄情山水,领悟童趣,在闲情逸致中,在审美情趣的追求中,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忆语体”散文的渊源,是明代以前注重艺术性、抒情性的古代散文;近源则是晚明小品。“忆语体”散文对晚明小品既有吸收继承的一面,又有开拓创新的一面。开拓创新主要表现在作品审美容量的扩大和表情的更加直率大胆。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它对晚明小品的吸收继承。

 

晚明时期,小品文空前繁荣,清新活泼、简明生动,在信笔直书中自然地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当时的一些文坛大家,如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以及徐渭、张岱等都是写作小品文的高手。晚明小品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创造性。它和“忆语体”散文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都与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和市民意识的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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