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拉德文学的生态观

安妮•迪拉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她的散文集《汀克溪的朝圣者》（以下简称《汀》），又译《溪畔天问》，自问世以来就在美国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自然文学的范本”。［1］P236该散文集分为15章，以一年四季为框架，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作者在弗吉尼亚的汀克溪畔目睹的自然景象，展现了弗吉尼亚内地空灵寂寥笼罩下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记录了她对自然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等话题的思考和感悟。本文试以《汀》为文本，结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对迪拉德的生态思想作一番探讨。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阵营中的一个重要派别，以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因其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而彰显出自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其“建设性”的一面就体现在“它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2］P39强调对世界的关心爱护，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力求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将自然与人类人为地割裂开来，把自然当做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和目的的僵死客体，把人类看做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万物之主，所以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仅仅将自然当做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任由人类肆意掠夺和征服，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2］P211在此基础之上，受怀特海有机哲学的影响和生态学的启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有机主义”的概念，认为宇宙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整个世界当做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和自然都是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所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自然和人同等重要，人的生存和处境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紧密关联；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作用是有机和谐的关系，而不是纯粹机械式的关系；作为生态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类，应当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规律，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尺度来衡量自己和约束自己的活动，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因此，“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其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并持有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2］P38可见，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机自然观实际上是在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平等地位，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样一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F.费雷的话说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2］P9

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一样，迪拉德在《汀》中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以人类与生态关系见证人的身份，向人们提示一个信息，即人类文化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动物、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P238在她看来，世界（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万物休戚相关，人不是世界高高在上的主宰，而是像其他物种一样，只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其他物种有它们自己的尊严和自身的内在价值。所以，在看到了麝香鼠后，她在惊叹中表露了自己对生物多样性、生物尊严及诸物种内在价值的肯定：“世界上有野生动物的存在是一件令人欢呼的事，看到它们的一刹那也是令人愉悦的，它们有美好的尊严……而麝香鼠是肉食动物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3］P198她甚至还觉得与自然之力相比，人的力量则显得非常的渺小。于是，她诙谐地说：“一棵大榆树，光是一个季节里就能制造出600万片叶子，全部十分繁复，却也不费吹灰之力，我连一片也造不出来。”［3］P112此外，她还反对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去判断大自然中其他物种的形态和行为，认为大自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大自然是美好的，让人如痴如醉，另一方面，大自然也险象环生，令人生畏。但无论美丑，无论其存在是否与人类发生冲突，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人类不应该以自己的标准去横加干涉，而应以多元标准来看待他们。对物种趋向复杂化、多样化的进化过程，她以这样的口吻表明了其立场：“没有哪个人会拿着一支蓝色铅笔，高高在上地看着进化过程，说：‘那个，那边那个，简直荒谬，我可不要。’假如某种生物通过了，就批个不予删除。我们的品味远比造物主高吗?”［3］P138在描述了一些低级生物多产而存活少的现象，以及不少生物丑恶的生存形式后，面对“是这个世界错，还是人类的感情趋向和道德判断错”这一选择时，她选择了后者。她认为：“我对其他生物之多产及浪费生命所保持的保留态度，不过是神经质罢了，好多生物确定十分丑恶地生存并死去，但没有人让我下价值判断。”［3］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迪拉德把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看成人类平等的伙伴。她不仅把自己喜欢的鱼、鸟和麝香鼠等动物视为朋友，而且试图在她厌恶的某些昆虫身上“找到一丝同伴情谊”，并说：“寄生虫是我们生命的伙伴。”［3］P64但需要指出的是，迪拉德在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宣扬自然与人类的有机联系的同时，还认为人类应当有人类的标准，无需毫无保留地师法大自然中的一切，使自己无异于禽兽。所以，她主张人们学习“猎狗追兔”的执著，寻求“小狗般的天真”，但又明确指出：“我们不用也不应沦为一只小狗。”［3］P102在这一点上，迪拉德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又站在了同一高度上，即在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同时，“并不等于说人的内在价值可以与一只小昆虫相提并论”，其目的是在“否定人类是创造之君，其他东西都为他使用而设”［2］P39的基础上，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