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语对羌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2008年10月，文化部正式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将其纳入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了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原则。目前，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总体规划正在制订过程中，羌族文化保护得到了法制和实践层面的支持。然而，对于羌语保护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间的关系，学术界和工作部门的认识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和工作部门认为按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目标，没有必要将羌语保护列入保护规划。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此，本文拟就羌语与羌族文化保护的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讨论，以说明羌语保护对羌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依据加拿大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

一、语言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间的关系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国外研究已达百年之久，观点众多，代表性的人物有萨丕尔、马克思、格里姆肖、乔姆斯基等人。其中，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与其弟子沃尔夫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其核心是人的语言影响了人对现实的感知，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的结构多元化是无止境的，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这一理论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语言学的论述十分独到精辟，从语言起源、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和思维、语言结构等诸多内容展开论述，认为语言学是非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有关语言的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与现实价值”。[2]格里姆肖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互限”；乔姆斯基认为人的本质、人脑结构、人类思维决定了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另外，“尚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说，语言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一致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说”[3]等。而在我国，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已有60余年的历史。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开启中国相关研究之先河。随后众多学者展开研究，究其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4]一是包含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二是反映与工具关系，即“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三是决定关系。此三种观点皆有共性，说明了语言与文化是有关联性的，密不可分，并对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周庆生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对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一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反映”。[5]上述研究说明，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和文化内涵的载体，因此，正如台湾语言学家李壬癸所说的那样：“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有了语言，祖先的遗产和知识系统才能不断的发展，绵延不绝。所以如果语言亡，文化绝不能活”。[6]对此，笔者非常赞同。

对语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五类：（a）口头传说（oraltraditions）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上述五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通过本民族语言来传承，因此，正如丁石庆所言：“语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对于追溯和揭示族群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7]如果没有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可能保留下来。

“5•12”汶川大地震后，语言学家孙宏开根据多年在藏彝走廊地区调查经验，在不同场合做了“语言的保护与文化传承———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谈起”的学术报告，[8]呼吁保护羌语。其他学者也指出了羌语的进一步濒危和保护的必要性。[9]但对于羌语在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羌族文化整体性保护的视角，结合2010年随“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抢救、保护和发展政策研究”项目考察团赴加拿大卑诗省的调研，探寻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实现羌语保护的合理途径。

二、羌语对羌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羌族自称“尔玛”，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和平武县，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贵州省江口县和石阡县有零星分布。羌族多数居住在高山或半山上，少数分布在公路沿线各城镇附近，与藏、汉、回等族人民杂居。“5•12”地震后，部分人口因生活环境不宜人居而迁往异地，有的从高山迁至河谷地带，有的举家迁居于城镇周边，还有的自发迁往崇州市、邛崃市农村，分布面扩大，人口流动性增强，呈现出向城镇集中的态势。

经语言学家调查，“大约有6万多羌族（占总人口的16.9%）和5万多藏族目前还使用羌语”。[10]从日常语言使用看，羌族人口中，羌语的使用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为只讲羌语（即“尔玛语”）的人口，主要以高山和半高山边远地区的老年人和一些学龄前儿童为主，人数较少；第二种为能熟练使用羌语和汉语的人口。他们一般居住在高山、半高山的村寨、城镇附近及交通沿线，年龄多在50岁以下，平时在村寨中或家里使用羌语，外出讲汉语，人口较多；第三种为完全使用汉语的人口。包括城镇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及北川、平武一带；第四种为同时使用羌语、汉语和嘉绒语、藏语的人口，主要居住在邻近藏区或者与藏族交错居住。如，松潘的羌族能讲安多藏语，丹巴的一些羌族[11]能讲嘉绒藏语。除了羌族人口外，黑水县境内的部分藏族约5万多人也讲“尔玛语”。

羌语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多样性，原因有三：一是从地理上看，羌族居住在汉族与藏族之间，与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互动时间长，影响深；二是高山峡谷地貌导致其居住地封闭性较强，羌语本身的多样性突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两部方言的区别主要在于：南部方言有声调，声调具有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同时，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较复杂，用形态手段来表达语法规律的情况比南部方言多；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南部方言小。[12]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北部、中部，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白羊乡以及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下分雅都、芦花、麻窝、茨木林、维古5种土语。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南部、理县和汶川县，下分三龙、较场、黑虎、大岐山、桃坪、龙溪、绵?7种土语。[13]三是从历史上看，羌族受汉语影响大，“从清中叶到解放前夕的100多年间，是羌族社会汉化速度最快、羌族双语制形成的主要时期。……部分地区逐步从双语社会走向以汉语为主的单语社会，少数地区已经完成双语向单语的转变。”[14]20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社会的流动进一步加剧，通过迁移、打工、通婚多种方式，与外界有了大量接触。讲羌语的机会和时间日益减少。同时，学龄儿童入学接受现代教育，使语言的家庭传承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能讲羌语的人口越来越少。“5•12”汶川大地震后，羌族地区的居住格局发生变动，大量羌族迁往异处，移居到交通方便、生活条件较好的乡镇或城镇的周边地带，羌语使用范围进一步萎缩，处在濒危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