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外国文学论文
《寂静的春天》一书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兼作家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这是一部生态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创造性地开创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先河，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里程碑，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山之作。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再版前言中这样评价：“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1]P6）时隔半个世纪，如今科技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对科技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而随着科技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科技日益凸显的负效应逐渐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从现代科技伦理视角去重新审视这本20世纪最有影响的生态伦理学著作，进而深刻地探寻其中所蕴含的生态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寂静的春天》共包含十七个章节，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先从一个虚拟的小城镇入手，提出一种奇怪的现象：美丽城市的春天本应鸟语花香、生气盎然，但这里却生命凋零、死气沉沉，被一片奇怪的寂静所笼罩；第二章一直到作品的第十六章为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DDT———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杀虫剂在食物链中的凝聚作用和最终对人体的遗传所造成的危害，揭示了一个令人惊骇却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用以对付有害昆虫的技术竟然对准了自己。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十七章，作者提醒人们，要“认真对待生命这种力量”，并谨慎地运用人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征服自然”的妄尊自大的思想，她尖锐地指出，人们目前面临的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灾难是完全由“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导入人类世界的。”
一、阵痛中的反思———在现代科技伦理视野下人
对自然承担的道德义务“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寂静的春天》从科技的负效应出发，真实地描述了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物对全球环境的破坏，描述了它们是如何通过蒸发、雨水、渗流水、河流等多渠道、多轨迹地迁移和循环，造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而科尔伯恩等三位学者在《我们被偷走的未来》一书中也指出，“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局部性的给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人类那时的这些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和形成这个星球的自然力量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在20世纪，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空前巨大的科学技术力量、迅速增加的人口已经把我们对环境的影响从局部和区域扩展到整个星球。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类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2（]P142）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具有人类不可忽视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所以，人类作为地球主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就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人类社会，而应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非人类存在物列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对它们承担一份道德和义务；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使人与自然成为一个特殊的整体，人对自然的道德和义务实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的道德和义务，人类对自然负责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负责。但长期以来，人类以道德顾客的身份自居，把人类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视为人类高于其他动物且有权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具有了这类只有人才具有而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特征，道德才与人有关，与其他动物无关，所以只对自身负有责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对自然有索取的权利没有对其承担责任的义务。
实践证明，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根据规则的普遍性原理和一贯性原理，如果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类存在物有权获得道德关怀，那么具有相同特征的非人类存在物也有权获得道德，人类不应采取“道德歧视”的态度，只对人提供“道德服务”。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认为，人类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运用他那独特而优越的理性和道德，使得这种运用不仅有利于人的生存，而且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其他生命的繁荣，人作为良知的体现者，要自觉地承担起维持生态平衡的责任。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生物存在体，有它自身的生长、繁荣和衰落期，尽管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一旦自然界中有了人类的活动，就会加速或延缓它的循环过程。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家园，人类对自然界有全方位的依赖性，因此，拯救自然即拯救人类本身，人类对自然的友善即对人类自身的友善。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离不开生物的多样性，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人类的利益与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利益已休戚相关。维持人的生存，就内在地包含了维护作为人的生存根基的生态系统的生存，而保护了生态系统，人的生存也有了保障。
二、从“控制自然”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在现代科技伦理视野下伦理范式的转变
卡森曾提出这样的质疑：“是谁作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像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在天平的一个盘中放了一些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天平的另一个盘中放入的是可怜的成堆杂色羽毛-在杀虫毒剂无选择的大棒下牺牲的鸟儿的无生命遗物！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作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搭拉的翅膀而变得暗淡无光？”是“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她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命凋零、死气沉沉的凄惨现状，是由于人们用以对付有害昆虫的技术竟然对准了自己，而究其根源则是在“控制自然”理念下的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所致。人类科技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曾揭示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方面存在的伦理问题，并指出控制自然这一关系的内在悖论———它既是进步的又是退步的根源。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父权征服和统治的关系。人们一意孤行地把自然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复杂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看到了自然的工具价值，却忽视了自然的整体价值，征服、控制自然的观念日益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恩格斯曾经指出，尽管人类对自然胜利了“，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由于“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科技在人类的“无家”状态过程中曾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被给予的东西持续。源初早来的持续着的东西是给予者。”[3（]P31）现代技术的框架本质上是一种命运性的东西，它对人来说，是一种被给予的东西，而对于那个给予者来说，则是一种给予。“那个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人对给予者的从属关系才显露出来———如果人开始根据自己的作用来思考技术的本质的话。”[3]（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