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外语翻译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学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作译并举的作家之一。作为作家，他以“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的娴熟的英语创作了四十多部英文著作；作为翻译家，他翻译和编译了大量作品，如《中国和印度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浮生六记》及《杜十娘》等，通过汉英译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基于自己的翻译经验、思考和研究，林语堂在１９３３年发表了“论翻译”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他独到的翻译观，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价值和超前意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近年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研究其翻译作品，但是大部分成果都局限于翻译策略与方法及译本的赏析与评价。［１］鉴于此，本文以林语堂先生最见功力的译作《浮生六记》为切入点，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从生态翻译视角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探讨和解读。
所谓生态翻译学，是指从翻译生态的角度出发运用生态理性翻译进行纵观的整体性研究。［２］该理论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详尽阐述了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评价标准等翻译本体研究问题，并探讨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不断适应和选择的循环过程，而制约该循环过程的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机制。［３］生态翻译学还提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概念，指出翻译活动应该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４］本文拟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及翻译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作些探讨。
一、“忠实、通顺、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体和谐的系统，认为和谐统一是在翻译各个环节都适用的理念。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第一句话就说“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５］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出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５］
也就是说，翻译是在透彻了解源语的前提下，采用正确翻译方法用顺畅的语言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从这三条中我们也能看到技艺和科学的影子，反映出翻译是技艺、艺术和科学三者的有机统一。之后，林语堂先生谈了翻译标准问题。他这样写道：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我们可依三方面的次序讨论。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我们并须记得这所包括的就是：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第三、是翻译与艺术文的问题。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全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５］在“忠实”的问题上，他提议用“字译”和“句译”，他反对“字译”，认为“句译”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译者对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这是忠实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译者不仅要达意，而且要传神；此外，忠实的第三义即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５］在通顺的问题上，他首先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因素，提出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认为译者应忠实于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按照译语的“行文心理”，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先有总意义而后分裂为一句之各部，这体现出他翻译过程的总体观。在“美”的问题上，他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的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翻译艺术文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
总体来讲，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体现了达意与传神、整体与局部、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翻译主体间的和谐共处。这些都是翻译标准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和谐统一的体现，而且他对译者三种责任的论述，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这与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浮生六记》的选择———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的实质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个定义表明了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选择性适应”还是“适应性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包括译者对“需要”、“能力”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包括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翻译动机和目的，个人的道德观、文学观、审美观、翻译观等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这些都会影响译者在文本选择上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能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６］换言之，在翻译生态环境制约选择译者的同时，译者也能选择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主导自己的翻译活动。［７］而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从文本的选择到翻译操作过程中具体策略的选择都是他对外部生态环境及自身心理需要的选择与适应的结果，体现了生态翻译学倡导的“译者为中心”的理念，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