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文学的生态危机

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称的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于2003年出版了其作品《羚羊与秧鸡》。该长篇小说自面世以来引起了学者、批评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多数评论者认为该小说是一部由生物技术引发灾难的科幻恐怖小说，是对基因工程的批判，是“二十一世纪的反面乌托邦”［1］。这与阿特伍德一贯在作品中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一脉相承的，她也被公认为是“一位颇具生态思想的作家”。［2］从生态文学与生态文化的角度看，生态不仅指的是自然与环境，还包括人类的生存方式，因此，“作家对生态的书写应该延伸到人的精神、文化和情感世界，把它们也作为生态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关照”。［3］7阿特伍德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也从自然环境深入到人的精神、文化和情感世界中，这点在本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此试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等四个方面来透视该作品中所探讨的生态危机。

一、自然生态的危机

《羚羊与秧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在生物技术等高科技操纵下的未来世界的景象。在极端科技主义的统治下，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冻土带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岸城市被淹没，土地沙化，长期干旱，地下水变咸，火山喷发，龙卷风肆虐，气候变化无常。虽然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没有对这些自然情况做很细致的描述，但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给人们对未来的自然环境的走向留下了无穷的想象和无尽的反思。自然生态的危机在作品中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上，还体现在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物种：动物、植物以及人类的人为改造上。小说中，生物工程成为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基因产品已遍布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说为了给人类提供移植器官而培育的“器官猪”，一只猪一次可以长出五六只肾；专门为人类提供肌肉的“基因鸡”，没有脑袋，能快速生长出十二份鸡胸脯肉和鸡大腿肉；为了保安目的而培育的“狼犬兽”，样子像狗，却好勇斗狠，攻击性极强；还有基因嫁接配对成功的宠物“浣鼬”；用山羊和蜘蛛的基因嫁接培育出的“羊蛛”；可以用机器收割的会同时成熟的“乐一杯”咖啡豆等等。文中描绘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变种动植物。人类不仅改造了动植物的物种，还对人类自己这个物种进行了改造。在基因技术的应用下，孕育后代不需要通过人们结婚生子。“胎儿丰产房”、“育婴房”、“完美宝宝”等机构都可以帮助人们生产出符合父母要求的孩子，如果生产出的孩子不合格，还可以被回收再利用。更加狂妄的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科学狂人“秧鸡”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制造出了一批“秧鸡人”。这些人造人都长着绿眼睛，肤色各异，身体内有快速成长因子，只吃树叶和草、根等，按照设定的程序在三十岁时死亡。他们可以自身生殖，还可以将粪便回收利用。秧鸡人像机器人一样，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一些本质特征，他们“既没有不对称的微笑，也不会郁郁寡欢就像活动起来的塑像”。［1］在科技至上的理念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妄自尊大的科学精英们随心所欲地涂改着自然界的各个物种，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自然生态的失衡和破坏也为故事的最后整个人类的灭绝埋下了伏笔。自然生态问题折射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无法隐匿的畸形与病态。长期以来，人类渴望主宰整个地球，征服和支配自然。“自然生态危机的背后是物质和贪欲对人性的剥夺，是感官享受对心灵的蒙蔽和麻醉，是人与物质存在关系的异化，是人对自身和世界错误认识的结果”。［3］3

二、社会生态的危机

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想象和虚构的反面乌托邦社会是一个在跨国公司独裁统治下的等级森严的社会，贫富差距空前加大，社会基本上由“科技精英”和“普通民众”两个阶层构成。科技精英大多数都是从事绝密生物技术和研究基因变种实验的生物学家，住在与外界隔绝的门禁森严的“大院”中，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些精英们被跨国公司收买，他们甚至不惜为了利益而研发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完全沦为跨国商业集团独裁统治广大民众的工具。与住在比城堡还坚固的大院中的科技精英相比，普通民众则住在空气污染严重、设施破败、街道肮脏、治安混乱的“杂市”中。这里充斥着贫困、诈骗、犯罪、伪造、色情等，“到处都是脏东西和有传染性的原生质”。［1］297这里是商业集团榨取利益的主要人群来源地，是科技精英们研制和生产出的产品的销售市场，同时也是这些精英们嗤之以鼻和极力躲避的地方。一个大院把社会割裂开来，就像小说中故事的观察者和叙述者“雪人”（大学毕业前叫“吉米”）的爸爸说的那样，大院好似国王和公爵住的城堡，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和你的伙伴们在里面安居乐业，并把其他人都挡在外面”。［1］30比杂市中的民众更惨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偏远地区的人民，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羚羊”就来自于遥远的异国的一个村落里。和村里众多的其他孩子一样，羚羊被人贩子数次贩卖并遭受一次次的欺凌，而愚昧与贫穷却蒙蔽了村里人的双眼。他们不但没有把人贩子看成是不法分子，反而把他当成是诚实的生意人尊敬和友好相待。在他们的眼里，人贩子就是“村民们的银行，他们的保单，他们好心而有钱的大叔，他们抵挡噩运的护身符”。［1］121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被买到杂市中从事色情行业，遭受男人们的玩弄。除此之外，这些贫穷国家的人民还充当大院里的科技精英们研制的新药物的试验品和牺牲品。当吉米问到有谁愿意接受秧鸡研发的性药“喜福多”的临床试验时，秧鸡咧嘴笑着说，“到穷国去找。付他们几个钱，他们连吃了什么药都搞不清楚。自然要去性病诊所——他们也乐意帮忙。还有妓院、监狱；还有那些病急乱投医的人”。［1］307在这个未来的社会中，大院中的精英们根本没有把杂市中的民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当成是他们的同类对待，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变得畸形和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