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中的越剧

一于“戏改”中脱颖而出的江南小戏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杨绍萱和齐燕铭的信中便已传递出对旧剧进行改革的讯号，此后周恩来亦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予以重申：“应该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着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建国后，旧戏改造作为一项国家性的文化政策得以实施，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戏曲改进委员会（戏改局），还在文化部牵头下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并于1951年5月5日颁布了旧戏改革的总方针，即《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亦称“五•五”指示）。关于剧种发展这一问题，《指示》强调：“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今后各地戏曲改革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在可能条件下，每年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一次，展览各剧种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以指导其发展”。这段表述说明当时“戏改”尽管设定了“百花齐放”这一终极目标，但其具体的实施策略则是选择重点，即“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加以重点扶持并将其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

重点关注地方戏，是当时旧戏改革工作的一贯思路，如194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便指出，“在修改对象上除了京剧以外应当特别着重地方戏的改革。各种地方戏的剧目是很多的，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搜集”。“五•五”指示出台前，田汉也发表过相似的言论：“我们除了继续改革京剧外更应该把改革重点置于地方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国地方戏曲以及各少数民族萌芽状态的戏曲的普遍改革，争取全国各种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事实上，当时全国有300多个地方剧种，全盘顾及显然不可能，以影响力大小为标准进行筛选便成为必行之道，恰是在这一背景下越剧剧种的力量开始凸显。

1949年7月，新政权尚未正式建成，上海军管会文艺处便发起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戏曲研究班，研究班设立表演、编导两个系，编导系包括活跃于上海的各个剧种的编剧、导演、音乐、舞美人员，其中越剧占大半，而表演系则都是越剧演员，越剧的剧种优势可见一斑。1950年4月，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成立，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是上海市第一个国营剧团，在“改制”的风潮中，越剧成为各剧种的引领者。不仅在华东地区独占鳌头，越剧还被频频选调北京演出：1950年由范瑞娟、傅全香担纲的东山越艺社携《梁祝哀史》和《祝福》赴京演出，这是越剧《梁祝》第一次跨出华东、北上京都亮相，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照，特别是周恩来，对演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951年国庆两周年之际，已经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范、傅二人再次被选调北京，带去《梁祝哀史》以及《孔雀东南飞》、《宝莲灯》和《情探》四部大戏，并在怀仁堂演出《梁祝哀史》。经过两次积淀，越剧在北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人气《，梁祝》一戏艺术表现上亦日渐精湛，十八相送、回十八、楼台会、化蝶等经典折子已基本定型并在大众中广为流传。1952年10至11月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共1600多名艺人参加了这一盛会，华东代表团带去的三个越剧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和《西厢记》在全部82个剧目中堪称夺目，尤其是范瑞娟、傅全香合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共获得包括表演、剧本、导演、音乐、舞美在内的5个一等奖（《白蛇传》获得演出二等奖，徐玉兰、王文娟分别获得演员一、二等奖），可以说是大放异彩。10月10日，《文艺报》发表社论《把戏曲改革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祝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高度评价此次会演，《人民日报》也于10月16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对待祖国戏曲遗产》，并刊登了会演获奖名单。

与演出高涨和舆论热议形成映衬的是，1951年第5期第2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的剧本，框定了该戏的文学形态。《梁祝》一戏袁雪芬、范瑞娟解放前便多次演出过，本子由南薇改编，剔除了传说中的迷信成分，分场、分幕也更适应都市舞台条件，但也删去了“化蝶”一场，变成祝英台碰死坟前。1950年范瑞娟、傅全香演出该戏，与南薇一道修改加工，恢复标志古代人民对这一悲剧进行抗议和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化蝶”，删去结拜前多余的折子，使全剧更加精练，并且由于加上了合唱，越剧的抒情风格得到加强。为参加会演，华东戏曲研究院再次加工剧本，将悲剧主题确定为阶级迫害，祝员外嫌贫爱富、马家仗势欺人，并突出乔装戏父、十八相送、思祝下山、楼台会、祷墓化蝶等重点场次，强化艺术感染力。在刊发剧本的同时，《人民文学》配发了编者按。《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这些国家级报刊的肯定无疑是在全国范围内将越剧、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树立为地方戏改革的一个样板，其后这一样板迅速发挥其典型示范效应，各地方剧种蜂拥改编《梁祝》，各地方报刊大量转载、再现，这些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媒介文本组成一个庞大的传播网络，持续加强越剧的辐射能量。而这正是“戏改”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正如《文艺报》社论所言：“这次会演的目的是：使全国各剧种互相观摩，交流经验，并奖励其优秀节目，藉以推动戏曲艺术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时推出的剧种并非仅只越剧，川剧、沪剧、评剧、豫剧的表现都很不俗，且都是影响广泛的剧种，尤其是豫剧。在响应为抗美援朝捐献的热潮中，名角常香玉率剧团辗转各地巡演，以演出收入购置了一架飞机捐给前线，可见豫剧市场之强大，常香玉本人亦在1952年的观摩演出中与袁雪芬一起获得荣誉大奖。为何越剧会显得更胜一筹，得以脱颖而出？这当中便涉及到越剧自身的几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