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美术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传承与流变，都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各种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影响及本民族或地域民众独特的心理素质等紧密相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民族民间美术产生的重要因素，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也不例外。《汉书•地理志》有云：“凡民禀五常之胜，而有刚柔缓急，声有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清欲，故谓之俗。”而民间美术的形成同习俗一样受环境影响。但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又使人类能超越自然及人自身的制约，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在自然的规约下，又突破了其樊篱。
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语），其造物艺术活动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对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开发，这体现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及两者的关系。我国的古籍中，多有这方面的论述，如《考工记》大量论述了加工过程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统一，强调工艺制作技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天工开物》也记录了大量工艺技术的相关内容，并广泛涉及了造物与自然的关系，即“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表达出人的技术对自然的开发以及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强调了物质技术与自然界，即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也要求人们对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仅要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因材施艺，配合默契，发挥物质技术的性能。“民间造物艺术经过选材加工，当造物一经产生，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物并非是远离人的客观存在，而同样是有生命的、人性化的，物性与人性之间是亲近、和谐的，反映出人与物之间的伦理关系。”[1（]p135）乌江流域从史前的“观音洞人“”桐梓人”的石器、骨器，夜郎时期的“套头葬”到后来各个时期的民间工艺、商贾会馆、民居建筑、居室陈设等，均讲究天时、地理、材美、工巧的造物原则，把自然生态与人工技术融为一体，反映出该地区广大工匠对造物原则的深刻体验和把握，体现出中国古人素来讲究应天之时，承地之气，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的艺术思想。概括地讲，这种艺术样式的生态环境有自然、社会等几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及其能量的总体，是人类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诸如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和各种资源，它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也是人类认识和开发的首要资源。自然环境决定着人类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而成为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民风民俗深化发展的前提。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对艺术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从民间美术创作的角度看，山川河流、雷雨闪电等并没有直接与作品发生联系，但是一旦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把自然赋予他的一切灵感、观念诉诸于作品，或者撷取自然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自然界就将自身与艺术的关系通过人的思维和审美过程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乌江流域，包括今天黔、滇、渝、鄂三省一市中的12个地区55个县市辖区，流域面积近8.8万平方千米。流域有以苗、布依、土家、彝等为代表的40多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200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5%。乌江流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自然环境，盛产葛、麻、毛、棉、丝、蜂蜡、蓝靛、石灰、丹砂、生漆和各种木材等物质资源，为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编织、刺绣、蜡染、印染、漆器等手工技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人们种植和采取野生的木棉、葛麻、苎麻、茅花等植物纤维编织成葛布、斑布、大口?、布袍等为生活所用。据《华阳国志•巴志》载，这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苎……皆纳贡之”。史料还记载了巴人向秦王朝每年纳“?布”为赋税。此后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决策的指导下，于223年率蜀兵入南平乱，不断“移民实边”，并把蜀锦及其纺织技术传到西南少数民族各地，在那里以本地盛产蓝靛为染色原料。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各个地区先后大量栽桑养蚕，种棉织锦。据嘉靖时《思南府志》记载，明朝中叶大量川湖流民涌至此，“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菽粟而艺棉”。而后清政府行“立法劝民纺织”政策，该地区出现了“机杼遍野”的盛况。清代乾嘉时期，安顺府城棉织极盛，“郡民皆以此为业，城北尤甚”，所产布名“顺布”、五色扣布、朱散花布、椒花布、棉绒等，所织布匹均为当地人民服饰用。蜡染工艺是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一大“绝技”，它以当地所产的蓝靛为染料，用铜板作模，或以铜刀醮蜡在布料上绘花，放之于染缸，布既受染，则煮布以去蜡，所绘花纹现之眼前。蜡染工艺至今能够在该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乌江流域的地理环境提供了蜡染的原料———棉花、蜂蜡、蓝靛，以及用木料制作的纺车、织布机、染缸等辅助设备。这使这项工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证。
自然环境也给民间美术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使之极富生活气息、地域特色和山乡风格。乌江流域各民族长期生活在深溪绝谷、崇山峻岭和禽兽繁殖的自然环境里，远古时代就以狩猎、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内容，这必然使人们对这些生产对象产生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也在题材上表现了出来。乌江流域各民族根据实用功能的需求，结合生产活动中获得的美感，把自然界中的喜鹊、鸳鸯、仙鹤、蝙蝠、马、羊、牛、猴、狗、鸡、鱼等鸟兽虫鱼形象，运用到民族服饰、剪纸、刺绣、蜡染、石雕、木雕以及民间建筑装饰等各种民间工艺中去。我们常见的表现自然界中禽鸟走兽的题材图案有“猴手”“虎爪花”“鸡冠花”“蝴蝶花”“野鸡尾”“猪脚迹”“蜘蛛花”“蚕龙”“鱼龙”“梅花鹿足迹”“喜鹊闹梅”“双凤朝阳”“蝴蝶戏花”等，就是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不但与社会功利价值有联系的对象成为人们常常表现的题材，而且那些与他们物质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植物也被纳入了艺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来，如有“藤条花”“蕨叶花”“麦穗条”等图案纹样；还有直接源于本民族生活的，以人物造型为主，兼及日月、山川、建筑等，加以组合，设计成不同形状和规格尺寸的“蕨蛙草木图”“众人迎亲”“春耕图”“驯象（牛、虎等）图”“姜央射日月”等纹样，赋予图案纹样以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