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成儿童读物中的人文关怀

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语境，多表现为刻意的“游戏精神”和“叛逆书写”；“媚少”的畅销书以排行榜的模式蔓延、统摄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话语权。因此，能够坚守文学理想、坚持介入当下式的成长书写，具有难能可贵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正如前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指出“：儿童读物应该是真正的好书，应该能够激发起高尚的性情和荣誉感。儿童读物应该能够加深儿童对祖国的爱，他们应该能够培养并发展我们民族性格的优势。”①扬州作家王巨成自30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十多年来始终以“扶助”儿童身心成长为己任，表现出儿童文学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

王巨成的创作题材不出校园，创作对象锁定了中学生。以他的洞察力和对校园生态的熟稔，塑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常用群体形象的方式出场（比如《震动》、《天天牙齿晒太阳》）折射出高考教育体制下“现实关系总情势”。而对于笔端下这群高考重压下的花季少年，王巨成总带着审美理想的烛照，《独自流泪》的女孩、《回家看看》的男孩，贴着少年的心思，用温暖的文字敞开成长的过程并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用悲悯的情怀书写他们生活中内心跋涉的痕迹，为儿童文学的美学突破提供了增长的可能。正如他在《一个苹果的启示》中的自白：“用我的爱点燃了一个孩子的爱。……应具备爱有缺点孩子的胸怀，因为这些孩子更需要爱。如果让有缺点的孩子一味地在斥责、轻视、歧视中成长，那么他们的缺点就会变本加厉，人格就会被扭曲。……我们教师有责任让爱在孩子的心灵里绽放，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成长。”印证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老祖母冰心老人的那个命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有一颗“慈母的心”。

偏居乡镇、执教中学，几乎决定了王巨龙的写作不是高居象牙塔内的浮士德式的咏叹，也不是高考重压下的少年的文字魔法，而是一篇小说写八遍的勤奋劳作。这几乎印证了王巨成小说的主题和风格：贴近校园生活，擅长描摹学生的对话，带着师者苦口婆心的叙事立场。《我是丁东》、《大侠•拳师》、《名牌啊名牌》喜剧性地勾勒了少年形象：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嘴巴、稚趣活泼的丁东；“大侠”刘坤和“拳师”杆儿的习武过招与班主任“老朋”拆解“勇敢”的定义；渴望拥有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的男孩如何靠假名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人群里的孩子，这一点，王巨成是很自得的：“我的一位同事看了《我是丁冬》之后说：‘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孩子，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老师！’一些家长见了我，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王老师，你怎么不早一点把这本书写出来呀？’这些家长的意思是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应该有这本书。好多学生却对我说：‘王老师，您怎么只写一点点呀，太不过瘾了！’”②

可以说王巨成大量地锁定初中生为创作对象的作品是沿着叶圣陶、茅盾的那条“观察儿童生活的结果”的路数走下来的。因此他不惮于讨论这个年龄段的朦胧的青春情愫：《练习微笑》、《感激》、《减法》、《玫瑰和黄瓜》、《像阳光一样明媚》，故事的起因与发展基本摆脱了教师家长的参与，完全是这个年龄段特有的思维模式：《减法》里女生米小米因嘉许了篮球场上的救场“英雄”黄涛，而被对方误认为是爱意的流露。随着黄涛进一步地表达好感，米小米“感到一种小题大做的可笑。当然还有自我欣赏的意思在里面———一个能在球场又跳又蹦的男孩，却没有勇气对她表达谢意。这是她在班级的地位决定的”。但也就是这点“自我欣赏”，小米对黄涛的穷追不舍渐渐厌恶，好感递减。同时，她更在意“是是非非的议论……谁知道同学把她想像成了怎样的一个人了”。她的拒绝书写成了一道“减法”算术题：“如果那一球，使我对你有了10分的好感的话，那么———你记住，在你写第一张纸条时，已经被减去2分；在你问我习题时，又减去了2分；在你写第二张纸条时，又被减去2分；在你跟踪我时，再减去2分；在你送我礼物时，再减去2分；在你跟我要照片时，再减去2分。你算一算，还剩多少分？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对你说：我讨厌你，不要烦我？”王巨成笔下的少男少女，自制、自知，面对视早恋如洪水猛兽的的家长，常有四两拨千斤的飘逸和镇定，这种“意图谬见”给他的作品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晕。比如《玫瑰与黄瓜》，颇有一丝少年版《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意味，当然，这不是成年人的挑逗隐忍、百转千回，而是明艳的城市少女暗恋同班男生田野，而田野却“欣赏”打工子弟王春红种黄瓜的热情。人物都有了寓言式的名字：玫瑰般的“苏珊”，对黄瓜情有独钟的“王春红”，还有身在城市、心徜自然的“田野”。比起田野对王春红，以及由王春红所代表的那种纯净自然的向往，苏珊的妒忌何等可笑啊，因此当她扬扬得意地讽刺王春红的傻气时，田野的质问伴随着“目光里有一种让苏姗感到陌生的东西，让她仿佛在一个瞬间凋谢了”。这些故事摆脱了结构上的复杂和语言上的沉重，在青春期的文本化过程中，将一种近于完美的类型指认为现实图景，规范着青春期的成长模式。面对“青春的沼泽”，林木因裸画而引发了强烈的躁动，不断斥骂自己淫秽下流，仍然无法遏制地去扒开早已松动的厕所的砖头、偷窥女厕的动静，并窥视自己妹妹洗澡，甚至因为嫉恨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而萌生杀意。这与当年郁达夫留日期间创作的代表作《沉沦》有惊人的相似，这篇名文始终缠绕着郁郁森森的欲望苦闷和悒郁颓丧的气息，成就了郁达夫的“五四”盛名。而郁达夫“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因难”（郭沫若语），是魂的喊叫、灵的颤动。但是，少年林木的青春沼泽既不能因日本女人的由头获得隐讳的放肆；也不存在弱国子民的憾恨而获得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偏偏在国家富强起来，年轻人不在孱弱的今天，荷尔蒙分泌过剩的“沉沦者们”只能“狠狠的抽自己的耳光”，并强烈意思到“十六岁的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陷进青春的沼泽里”。故事以焚书、远走他乡打工为结局，预示这段不堪岁月的终结。因为林木向父母承诺“不要担心我变坏，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通过自觉地投身于劳动、自食其力而获得身心的改造，获得一种策略性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