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耕地保护压力

科学技术无论怎样高度发展，改变“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先”和“万物土中生”的古训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耕地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业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中的地位不可取代。在当前耕地不断减少，而要求耕地产出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保护耕地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已经不是口号，而是非常现实的需求。同时，在全国建设用地迅猛扩张、西部地区实施生态退耕、东部地区耕地季节性撂荒或隐形撂荒加剧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的耕地合理利用和保护显得至关重要。西部地区生态与环境脆弱，不适宜大规模开发耕地而作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但根据土地的适宜性，优质和中等质量的耕地需要得到应有的保护，以满足当地人们的需求和生产特色产品的需要。西部耕地保护主要涉及：避免建设用地占用优质耕地，保护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低质量或边际耕地的生态退耕，避免复垦，建立优质耕地的生态屏障；控制化肥、农药、地膜、农用柴油等农资投入量，防止农业面源污染风险的加剧，使生态退耕的积极作用得到巩固和发展。

西部地区耕地保护面临主要压力

建设用地扩展，占用优质耕地

我国的耕地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人均耕地少，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更为严重的是耕地减少速度惊人。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01亿hm2，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亿hm2，距离1.2亿hm2的“红线”又逼近了一步。然而在我国现有耕地中，高产田仅占28%，中产田40%，低产田为32%；我国耕地后备资源量仅为0.075亿hm2。与耕地资源不足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我国惊人的耕地减少速度。“十五”期间我国共计减少耕地0.075亿hm2，其中生态退耕0.054亿hm2，占71%，成为造成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现象日渐突出，已经成为基本农田保护的最大障碍。可见，“保护耕地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已不是口号，而是非常现实的需求。在全国范围建设用地迅猛扩张、东部地区耕地季节性撂荒或隐形撂荒加剧的背景下，种植业发展的“北上西进”趋势明显。然而受生态地理条件的制约，西部地区优质耕地的分布区也正好是适宜于人类居住和建设用地扩展的分布区。根据谈明洪等[1]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全国145个大中城市的建设用地扩张中,有70.0%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来自耕地,耕地占用比例很大；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占用耕地的比例最低为69.0%,中部地区为72.0%,西部地区最高,为8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1个百分点。现阶段，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明显，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用以改变西部投资环境，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因此，西部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其对耕地占用数量的影响极其显著[2]。如张掖绿洲1998—2007年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子对耕地面积变化起负向驱动作用，而对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起正向驱动作用[3]。受土地利用比较效益的影响，现阶段和将来，西部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展也是必然的趋势。目前在西部的城镇化过程中，同样存在为了追求政绩，盲目乱铺摊子，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现象，但很少顾及地方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对优质农田的危害以及对城镇化的实际需求，更不从内涵方面重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4]。大中型城市的扩展有目共睹，而有的地方发展小城镇，可能仅仅是行政区级别的升格和简单的名称替换，而没有产业经济的实际支撑，最后形成了“形象”城镇或“空壳”城镇[4]。这样的城镇，即使建成也难以对周围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拉动作用，反而会成为周边地区的负担。摊饼式的建设用地扩展模式，使已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低下，浪费和闲置比较严重，同时城市污染也不可避免地严重影响周边耕地，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基本农田的保护。从遥感影像上可以清楚地发现较大规模建设用地占有耕地的现象。从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小规模的、分散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其隐蔽性较强，但其总体吞噬耕地的能力已不容低估。劣质耕地增加，加剧生态退化风险

在计划经济年代，随着社会变化和人口急剧增长，粮食安全是政府的第一目标，这使得开垦耕地愈演愈烈。虽然政府也意识到耕地扩展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迫于人口和粮食压力，生态目标只得退居其次。改革开放之初，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是使我国的生态问题日趋明显，生态影响生存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0年以来沙尘暴等严重生态问题的警钟，加上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粮食虽结构性短缺但总量过剩急需干预，农村温饱基本解决但农民增收迫切，农村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加入WTO面临新的挑战等等，都成为政府推行生态退耕的经济和生态动因[5]。生态退耕自1999年开始试点，2002年全面启动，实施范围涉及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200多万农户、1.24亿农民。

西部生态退耕的生态效益是明显的，但近几年西部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波动增加的趋势，生态退化的风险增加。根据西部地区12个省（市）的统计资料[6-7]，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对量、受灾面积相对量和成灾面积相对量（以1993年的数据为基准数1，其他年份的数据除以1993年的实际数据得到系列相对数据）的变化显示（图1）：生态退耕前期的1999—2003年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生态退耕后期的2004-2009年播种面积有波动增加，说明生态退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受灾面积相对量和成灾面积相对量波动幅度较大，说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农作物优良品种的选择、增强农作物抗灾防灾能力至关重要；随着播种面积的波动增加，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总体反映出也有波动增加的趋势。如果播种面积的增加不是主要源于复种指数的增加，其来源必然是低质量的土地，而这对西部地区的生态恢复和优质耕地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农资投入增加，加剧农业面源污染风险

我国的建设用地迅猛扩展，东部地区耕地的季节性撂荒或隐形撂荒严重，加上西部地区的生态退耕等因素，致使我国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人口的刚性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耕地单产的持续增加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对原有耕地和新增耕地的农业物资投入越来越多。增加农业物资的投入，为解决人们温饱和增加农业收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没有合理投入标准的限制下，过量的农资投入会使土壤质量下降，农产品的质量下滑，并通过地下水对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生态退耕的实施、建设用地增加、农业结构调整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均使耕地面积的减少非常明显；同时，农业生产是当地农民重要的生活和收入来源，为增加农业收入，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渠道增加耕地面积（如进行土地整理、开荒种植）或农作物播种面积（如增加地膜覆盖，提高复种指数），另一方面是增加对耕地的物资投入。农资投入绝对量随年份的简单回归方程（表1）可以看出，农资投入绝对量增长斜率大小排序：化肥>柴油>农膜>农药。但根据统计资料[6-7]绘制的图2显示，相对于研究起始年1993年，农资投入相对量增长的大小排序为：农膜>农药>化肥>柴油。可见，1993—2009年西部地区各种农资投入都在增长，其中农膜和农药的危害不能低估。根据高怀友等[8]的研究，西部地区的农膜使用量从1996年开始超过东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图2可以看出，生态退耕初期的1999—2003年，农资投入相对量的增长并不明显，但生态退耕后期的2004—2009年，农资投入相对量的增长明显，特别是农膜、农药和柴油在2007年后增长显著，其危害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