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区交往空间设计

1生态社区绿地交往空间设计的问题

1.1没有发挥交往空间的社会生态功能

一些生态社区绿地片面注重绿地环境景观的商业效应，存在“重景观、轻交往”的问题，忽视了交往空间对绿地低碳功能的提升作用。生态社区绿地设计不仅要对自然生态功能加以提升，更应满足居民邻里交往、邻里互助等在社会生态方面的功能需求，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增强绿地的社会生态功能，能够促进绿地自然生态功能的发挥，增加绿地的碳汇作用。众所周知，居民每人每天通过呼吸大约释放CO21.14kg，一天活动的地点不同，也会影响植物对CO2的吸收效果。当交往空间难以吸引居民进入绿地或者不能长时间挽留居民交往时，就难以增加生态社区绿地的增汇作用。

1.2交往空间难以吸引居民逗留

交往空间对居民的行为特点和活动规律重视不够，在环境大效果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省去一些必要的细部设计，居民更多的只能是动态地欣赏美景，而不是静态地坐下逗留、和友人谈天以及参与集体活动，制约了邻里交往（图1）。居民在交往空间中逗留一段时间，不仅能够增加生态社区的健康指数，还能够促进生态社区绿地的碳汇功能。

1.3没有充分重视交往空间的自然生态功能

在交往空间设计中，对生态功能的重视度不够充分，如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种植方式、采用雨水回用系统设计水景、采用便于雨水渗入地下的透水铺装、采用垂直绿化增加绿化覆盖面积等。应加大生态型技术在绿地交往空间设计中的应用，充分发挥绿地中交往空间的增汇、减排功能。

1.4交往空间没有结合连续的步行系统布置

一方面在生态住区绿地中的步行道不成体系，没有将交往空间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交往空间刻意追求图面上的视觉效果，如强调小区轴线、中心绿地和放射形中心等的构图效果，没有提供良好的步行环境，缺乏庭院树、行道树的配置，使居民不愿在绿地中步行、锻炼、游憩，降低了居民的步行出行几率，与生态住区增加居民步行交通的愿望背道而驰。上述问题，不仅限制了绿地增汇减排功能的发挥，而且对邻里交往活动的促进作用有限，必须在物质环境上探索能进一步完善交往空间的设计手法，用环境行为学的观点重新审视生态住区绿地设计，为居民提供交往性的户外空间环境。

2“环境行为学”在交往空间方面的理论基础

西方60年代初期形成的环境行为学运用心理学、行为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在空间环境中的活动及人对不同空间环境的心理、行为的反映，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描述行为变化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图式，指出环境通过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实现对人的影响（图2）。研究表明，环境具有促进满足人的自我需求的功能性，如1960年爱特生（Ittelson）将人与空间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划分为感知性领域、有表现力的领域、美感领域、工具性领域、生态性领域、适应性领域和综合性领域等7个领域，领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方式[2]。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s）指出安全性、选择与多样性和最大需要满足程度的因素（如最大限度地接触、最省力的满足需要、适度私密性的空间、与其他要素间保持最佳联系以及在各个因素间的最佳平衡等方面）是人们选择定居地的主要考虑因素[3]。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环境行为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行为活动具有促进作用的空间环境形式，逐渐被应用在规划设计中，提高空间环境设计的质量。杨•盖尔（JanGehl）在《户外空间的场所行为》一书中指出，“活动的产生激发了空间活力，死寂的形成是因为活动的抑制”[4]，认为通过步行空间和停留空间的细部设计，增加空间的开放性、聚集性、邀请性和整合性的功能，来聚集并整合不同类型的人群，形成良好稳定的社会网络（表1）。纽曼（OscarNewman）认为领域感和归属感强烈的空间“加强了居民自然守望的机会”[5]，阐述了过渡空间对社区安全性的重要贡献（表1），提出了由“私密空间-半私密、半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变化过渡的空间序列。而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6]，论证了空间使用功能的多元化和活动的丰富性能够增加城市和街区的活力（表1）。上述理论都为生态社区交往空间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交往空间的设计中，应重视步行空间-停留空间的细部规划设计、重视“公共空间-半公共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过渡空间序列设计、重视基本功能的混合和从属功能的参与等解决方法。虽然生态社区绿地要强调生态功能，但这种生态功能的发挥也要将人的活动纳入其中，利用物质设计手段来引导居民的主观能动行为，发挥绿地在生态社区生态系统中与居民的互动作用，增强增汇减排功能。

3增加居民在生态住区绿地交往空间

内驻留时间的“环境行为学”设计手法应用“环境行为学”理论，从发挥绿地的社会生态性角度，提出用以下8种设计手法设计交往空间，以促进邻里交往，增加邻里认知感和安全感，延长居民在生态社区绿地交往空间内驻留时间。

（1）改善空间围合的可停留性

围合尺度宜人的空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和私密感，使人愿意停留，而其停留时间越长，越能增加邻里交往的机会。针对场地使用的人群规模，合理确定围合空间的尺度，能增加居民停留的可能。如果交往空间服务于整个群体活动或者是亚群体活动的范围，那么就应巧妙地进行空间划分，采取大尺度空间（25～100m）与小尺度空间（3～10m）相结合的设计。适于居民个体之间交往的围合空间尺度宜小不宜大，正如霍尔（EdwardT.Hall）在《隐藏的向度》中论及的社交距离为1.30～3.75m，公共距离在3.75m以上[7]。如某小区组团绿地中应用台阶高差对交往空间进行划分，有适合不同数量的居民亚群体交往的空间，也有适合个体之间交往的小尺度空间（图3）。公共空间应用植物、地形等设计元素形成具有良好围合感的空间。应创造公共空间的围合性。针对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等不同尺度的围合空间。应合理规划围合空间的停留空间与动态的穿越人流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围合空间设置在通道上，造成对围合感的破坏，影响通行和交往使用。如大连学清园的两个树池之间缺乏限定性的围合空间，恰巧这里又是通道的位置，减少了居民在空间中停留与交往的次数（图1）。面向不同交往人群的围合空间的尺度也不同，可以将个体之间、亚群体之间、群体之间交往的小尺度围合空间、中等尺度围合空间、大尺度围合空间混合设置，方便不同交往目的的人群共同使用同一或相邻空间，增加邻里交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