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拓荒文学的自然生态思想

薇拉凯瑟（WillCather，1873－1947）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描写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啊，拓荒者！》、《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妮亚》、《一个迷途的女人》等。初读薇拉•凯瑟的作品，很难不被其对荒野生活的细腻描写所吸引，不对其清新质朴的文风赞叹。作者生于一个具有浓厚南方传统的弗吉尼亚乡村，成长于美国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创作于东部繁华的大都市纽约，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成长道路以及复杂的地域因素成为她作品的永恒主题。在她的作品中，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自然与工业构成了小说文本中对立的两极，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男权的反叛、对现代的反思、对家园的追寻，成为美国“在不断的物质文明过程中精神美的捍卫者”。在薇拉•凯瑟辞世60多年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生态危机日趋凸显的今天，本文试图从生态主义视角对薇拉•凯瑟系列拓荒小说进行解读，探索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思想，以引起人们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关爱与保护。

一展现荒野之美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埃尔•维拉指出：“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最好是着眼于边疆”[1]，其原因就在于边疆远离人类政治文化中心，还没有被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貌。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也指出：“每一个荒野地区都是一处独特的大自然，每一处自然之地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2]P28凯瑟正是以美国西部边疆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为背景，创作了《啊，拓荒者！》、《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妮亚》等一系列拓荒小说。这些拓荒小说以广袤的草原为舞台，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充满野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荒野图景。

在《啊，拓荒者！》开篇，凯瑟引用密茨凯维支的诗句“好一片田野，五谷为它着色！”作为小说的扉页题词，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草原之春》。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内布拉斯加草原粗犷、严酷、充满着野性，草原上的拓荒者是那样的艰辛、疲劳与无望，但在广袤的草原、辽阔的大地、空旷的长路、落日的余晖之下，衬托出一幅生机盎然的青春图景：像玫瑰在怒放，像云雀在歌唱，像星星在闪光，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激情奔放，生机勃勃。由此可见，凯瑟笔下的内布拉斯加原野好似哈代所钟情的埃格登荒原一样充满活力。这首诗画龙点睛，表达出作者对草原的歌唱，对生命的热爱，对青春的颂扬，流露出凯瑟朴素而深厚的生态思想。同时，作者在小说的每一章中，还多次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草原生态图景。像麦田、云雀、野草、牧场、白桑树、大白鸟、三角叶杨……这些意象构成一幅幅充满浪漫色彩的田园牧歌图景，镶嵌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分界线”上。在这片原野上，人类没有过度地去开发自然，“路不过是草丛中隐约可见的一条条小道，犁耙几乎没有在地上留下什么痕迹，一切使人觉得很可能是冰川的遗迹，而不是人类奋斗的记录”[3]P13。小说字里行间所展现的每一幅景致，犹如《敕勒川》中的诗行、梵高油画里的风景，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集奏之中。

在《我的安东妮亚》中，小说同样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美景。凯瑟笔下的草原、麦田、牧场、玉米地、橡树林，在灼热的夏季，明朗的天空下到处是一片苍翠，波浪起伏，人们在茂密的草木中，在野草和大丰收强烈的色彩和浓郁的香味中，简直透不过气来。作品中像这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美景处处皆是，字里行间蕴含着一股“早晨清新气息”，故而，有评论家指出凯瑟的小说好比法国作家拉托尔和华杜笔下的“色粉笔画”。同时，小说对各种生态自然中的动物进行描写，向我们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像藏在地下的土拨鼠、古怪的小红虫、祖母菜园里的菜花蛇、旷野上嚎叫的山狗子，还有住在洞穴里的獾……犹如鲁迅笔下《故乡》里那幅神异的图画，代表着“一种尚未成熟、有待于赋予其形态的原始状态，一种有待于驾驭的生命力”[4]，体现出内布拉斯加草原拓荒者与大草原的和谐共融。另外，像《云雀之歌》中沙岗上的阳光、荒原上的仙人掌花、科勒太太庭院的葡萄树和留兰香，尤其是黑豹峡谷的古老遗址，“它山脚下环绕着纳瓦霍人的松树林，松林里高大的红松已在那种清朗的空气中生长了许多个宁静的世纪。森林从那儿突然变成了多石的开阔地带，大地的表面断裂出一条条深深的峡谷”[5]P233，这些温馨静谧的自然景象同样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震撼。而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伦巴第白杨树，弯弯曲曲的小河，闪闪发亮的柳树，半是牧草半是沼泽的草地，还有“鲜艳的野玫瑰盛开山坡，蓝眼睛草开放着紫色的花朵，银色的马利劲刚刚要开花，鸟儿和蝴蝶飞来飞去”，[6]P7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场景，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二倡导土地之爱

土地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处于天地间的生民，对于母性大地都有一种难以割舍之爱和百般感激之情。李广田在《地之子•自序》中写道：“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这正表达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利奥波德则提出土地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人应当改变他在土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面目，而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7]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指出：“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定性。当然，如果我们失去了大地，我们也就失去了根基。”[8]

凯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啊，拓荒者！》中，就蕴含着对土地的热爱与尊重，处处彰显出强烈的土地伦理观。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的父亲约翰•柏格森，作为第一代拓荒者，当初来到内布拉斯加草原野心勃勃，试图征服这片不毛之地，却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在一个冬日的黄昏遗憾地离开了人世，将拓荒重担交给了年轻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约翰•柏格森去世三年后，“边界线”连续三年大旱歉收，把每一个人都赶到了绝望的边缘。在这种困境下，亚历山德拉最终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更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因为，在亚历山德拉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怎么经营，而在于人们怎么看待这片土地。于是，怀着继续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亚历山德拉对土地作了深入考察。那片土地也感觉到“从地质纪元前洪水涌现出来以来，第一次有一张人脸带着爱和渴求面向着它”[3]P37。于是，“分界线”之神——那弥漫其中的伟大、自由的神灵，最终向亚历山德拉低下了头。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耕耘，十五年后“分界线”这片荒原变成了邻土，亚历山德拉的家人和邻居实现了从食不果腹到丰衣足食。在作品里，凯瑟通过亚历山德拉对人与土地关系作了全新的审视和思考，在她看来没有对土地的尊重与热爱，人们就认识不到它的价值，更享受不到它为人类创造的财富。她的这一土地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凸显出强烈的自然生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