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风险认知

转基因食品（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ｏｏｄ，ＧＭＦ）是指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基因移至某种生物体，通过改变生物遗传物质，使其获得自然条件下所不具备的良好性状，这样产生的初级食品或以其为原料进一步加工生产的食品统称为ＧＭＦ。自１９９６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２０１０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１．４８亿ｈｍ２，与１９９６年的１７０万ｈｍ２相比增长了８７倍［１］。ＧＭＦ迅猛发展展示了通过生物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的巨大前景，但快速发展背后也给人类带来了身体健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潜在风险，而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消费者的关注［２－３］。自问世以来，ＧＭＦ一直备受争议：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者认为ＧＭＦ具有高营养价值且可减少农药使用，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极大帮助；而反对者则认为ＧＭＦ可能会影响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健康与安全，并且影响生态环境［４］。２００９年我国２个转基因水稻和１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通过国家安全认证，再度引发了消费者对ＧＭＦ风险问题的高度关注。风险认知属于心理学范畴，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也包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风险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是在什么水平上被感知的，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研究问题。随着研究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风险认知已经超越个体特征，是反映价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综合体。已有研究发现，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并非建立在对风险本质的理解上，而是受到个体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５］。本文利用对武汉市消费者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归纳分析，从ＧＭＦ需求方的视角，对影响其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发现消费者对ＧＭＦ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真实现状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消费者对ＧＭＦ的认知水平以及消除其对ＧＭＦ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提供政策指引。　　

一、调查说明与样本描述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将武汉市１３个区按照各区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男女人口比例等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为４个样本区段。为了增强样本代表性，选取了来自武汉市市中心和远郊的江汉区、洪山区、武昌区、东西湖区８个不同类型大型购物广场和社区普通便民超市作为调查地点。调查人群为出入超市的普通消费者。在每个调查点选取５２名被调查者，共发放问卷４１６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３９７份，有效问卷占９５．４３％。其中剔除原则主要有２个：一是问卷填答缺漏较多者；二是检查被调查者是否认真填写问卷，检查其信度和效度。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所获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且涉及各行各业、学历和收入不一的人群。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购物天性及承担家庭主妇职责有关，通常家庭基本消费品主要由女性负责购买。由于老年人好静恶动，且大多行动不便，外出购物机会较少，故样本主要集中于１８～３９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的７８．８％。另外，武汉市高校云集，教育实力雄厚，因此样本中大专及本科学历受访者较多，占５８．２％。总体来看，样本分布比较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１。　

二、研究变量与模型

１．研究变量

风险认知是消费者对各种客观风险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认知，客观风险在经过消费者主观过滤后存在放大或缩小效应，导致个体风险认知差异的产生。影响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因素很多，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有些学者从个体特征角度出发，进行变量选取，认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受到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６－７］，还有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信息因素（如对产品信息了解程度、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等），发现信息也是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８］。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在风险认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风险认知是主观感受到的风险，大部分需要消费者通过主观估计，因此容易受其个性心理的影响［９］，如对食品安全治理效果的信任，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以及对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程度等［１０］，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人们对风险方向和强度的认知。青平［１１］通过武汉市调研发现，传统文化对消费者ＧＭＦ风险认知也有一定影响，可见，消费者对于ＧＭＦ风险认知，除了受科学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到心理、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技术角度的食品危害对风险认知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关系，往往是消费者心理因素发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风险［１２］。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调查，从ＧＭＦ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２个维度出发，将消费者的个人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引入模型。在本模型中用到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４类共２４项，详情见表２。

２．研究模型

主要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上述对影响风险认知各种因素的分析与假定，分别设定了如下２个模型，并且对纳入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解释与赋值，见表２。模型Ⅰ：健康风险＝ｆ（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模型Ⅱ：生态风险＝ｆ（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因变量是消费者风险认知度的５个水平，故本研究采用了有序分类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ｌｉｎｋ（Ｙｉｊ）＝θｊ?［β１Ｘｉ１?β２Ｘｉ２?…?βｋＸｉｋ?μｉ］　　其中，Ｙｉｊ是第ｉ个样本处于第ｊ个类别的累加概率，ｌｉｎｋ是联结函数，θｊ是第ｊ个类别的阈值，Ｘｉ１～Ｘｉｋ是第ｉ个样本的预测变量（自变量），β１～βｋ是这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三、实证分析

１．消费者对ＧＭＦ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认知的现状

ＧＭＦ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究竟风险如何至今尚无科学定论。调查消费者对ＧＭＦ总体评价结果见表３，结果显示消费者对ＧＭＦ总体评价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有１５．４％的消费者认为弊大于利，１８．６％的认为利大于弊，１９．１％的认为利弊相当。而绝大多数（４６．９％）消费者对ＧＭＦ总体评价比较模糊，可能是受到舆论及不同争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此表示无所适从，无法给出自己的评价。消费者对ＧＭＦ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普遍持中立偏乐观态度。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虽然对ＧＭＦ安全风险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是，如果ＧＭＦ能够满足特殊消费效用，消费者态度则会发生较大转变，比如具有医学效用的ＧＭＦ比较受欢迎。由此可见，消费者对ＧＭＦ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消费者对ＧＭＦ风险认知的总体状况调查结果见表４。结果显示，分别有３１．５％和２５．４％的消费者认为ＧＭＦ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比较安全，相对来说认为比较危险的比例仅分别占１５．６％和１７．１％；同样，明确表示ＧＭＦ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非常安全的比例分别占７．３％和６．３％，也略高于认为非常危险的比例（分别占４．０％和４．１％）。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对ＧＭＦ风险认知态度还是摇摆不定，分别有４１．６％和４７．１％的消费者表示不清楚ＧＭＦ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如何。因此，在做购买决策时，大多数消费者仍然小心谨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导致即使有较高的接受程度，整体的食用意愿还是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