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古代文学论文
在中国古代著名诗人中，像陶渊明这样长期生活在底层、亲自从事劳动生产的诗人的确不多。因此，“劳动”便成为当代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并被予以高度评价。
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写道：“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并由衷地喜爱它，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造中得到充分的歌颂。他的一些田园诗还表现了只有一个劳动者才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1）逯钦立先生在其《读陶管见》一文中，也极力强调陶渊明“长期的农耕劳动和斗争生活”的意义，认为这“使陶渊明逐步扬弃了封建教养，感染了农民的思想品质，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阶级局限。他从坚持躬耕自姿思想到要求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的思想，创作思想不断发展和提高”。为了突出“劳动”的意义，文章还有意把“退隐”与“躬耕”作出区别，认为“退隐”只是“躬耕”的前提条件，“躬耕”才是陶渊明的最高价值与意义。因此，文章认真地告诫读者，不要过分地推崇那些歌颂隐居的诗篇，只有参加劳动一类的作品“才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代表着他的特殊成就和最高成就。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了解陶渊明及其写作的进步意义”。如果不这样看，那就将犯下“主观上推崇诗人，客观上贬抑了诗人的错误。”（2）廖仲安先生甚至还将陶渊明的劳动实践与儒家“固贫守节”的思想对立起来：“因为贫困生活的逼迫，他开始觉得孔子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话非常不切实际于是不得不学起老农来了。”（3）
把陶渊明的劳动实践推至登峰造极地步的，还应属李长之先生。他认为前期的陶渊明是一个“中小地主”，自己有房产，有童仆，属于剥削阶级。因此，“他在诗文中表现的封建地主的意识形态也就十分显著”，前期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俨然在人民头上而服服帖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意味在。”四十二岁以后，由于陶渊明越来越多地参加实际劳动，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不断靠近，与农民的距离不断缩短，晚年愈是接近于一个农民的生活。“在中国的所有诗人中，像他这样体会劳动，在劳动中实践的人，还不容易找出第二人。因此，他终于是杰出的，伟大的了。”（4）为了突出“劳动”的伟大价值，李长之先生还把人们送给陶渊明的“闲适”、“淡远”、“孤洁”、“田园诗人”、“平民诗人”之类的头衔，统统看做是对陶渊明的“污蔑”（5）。
上述“劳动成就伟大诗人论”，在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中并不奇怪，当年甚至还曾有过从工人、农民中大力选拔作家、诗人的政策。新时期以来，龚斌与袁行霈关于陶渊明的专著中都不再纠缠于以往的“劳动说”，可谓开明之举。现在看来，“劳动创造文学”亦不妨当做众说纷纭中的一说。但是，无论从人类学还是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劳动”是一个事关重大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它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系至为密切，至今存在诸多误区。陶渊明在“退隐”与“躬耕”、“劳作”与“闲逸”方面的践行与文学表现，或许会给我们某些启示。
“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不劳者不得食”，这些提法固然不错，但也都是一定语境中的命题。换一种语境，劳动也可以是屈辱；劳工也可以很卑微；劳动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也可以创造一个丑恶的世界；不从事劳动（只是别把一切都说成劳动）而单纯从事思考与写作的人也应当有饭吃；劳动创造了人也可以最终毁掉人。尤其在现代社会，“劳动”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乃至接近于怪秘诡异。
马克斯•韦伯认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工业时代的“劳动”与农业时代的劳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农业时代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繁重的、苦累的，然而在劳动时间上则是松散的、灵活的、季节性的，在组织形式上是个体的、家庭型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灌园。总之，是富于感性的、效益低下却相对自由的。而工业时代的劳动，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且性能的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大大减轻，但人被固定在机器上，个人被纳入庞大的劳动组织中，专业化程度高，劳动的时间被严格规定，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韦伯将工业时代的这种劳动称作“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并把这种劳动方式看做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与“中心问题”。（6）
马克思强调工业时代的劳动是一种由资本、资料、机器、设备、交通运输与劳动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就是建立在这种性质的劳动之上的。（7）在对于这种劳动实质的看法上，韦伯与马克思大体一致，都认为那是一种“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只不过韦伯关注的是精神文化，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在这个劳动组合方式中，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工人“只有自己的手和头”，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而且还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由资本家支配。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将劳动者买进，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卖出，劳动的剩余价值全被资本家拿去，成为他们继续增长的资本，工人们则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产品反而成了统治和奴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失去人类本性中的自由，成为被逼迫、被强制的活动，劳动者不再能够从劳动中体会到幸福和愉悦。资本家最喜欢诚实、守纪律的劳动者，诚实、规矩的劳动者对劳动却充满愤怒与怨恨。这就是马克思命名的“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时常提起，在这个异化的劳动世界里，资本家比农奴主还要阴险狡猾，工人的处境比起当年的农奴还要悲惨！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8）接下来便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共产主义运动，遗憾的是，结果并没有落实马克思的设计。“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并不属于它们的建造者，为城市建设付出最多劳动的“农民工”却是地位最低下的人。勤劳很难致富，诸多富贵者不须勤劳；面对亿万“农民工”的遭遇，官员们、专家们任何关于“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勤劳致富”的标榜，都显得过于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