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态建设论文
一、生态批评的认识论意义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再也不能掩饰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的种种问题。大规模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恶果令人触目惊心，其对人类自身生存的直接威胁愈益获得广泛的认同，人们不得不在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生态批评这一有着深远思想文化根基的理论话语炙手可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学科。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Buell）认为：“‘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事情，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1]64-70生态批评通过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并以特定的体裁和风格再现历史文化环境，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因此，批评家威廉•赫华斯（WilliamHowarth）认为：“生态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那些描述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的作品之优劣做出评判，以使自然处于良好的秩序中。”“生态批评观察在自然和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符号，形成意义和形式的主导价值，使我们认识到生命本身自我言说的可能性。”[2]163生态批评从文学文本分析出发，探究作家对于自然的种种处置和想象，为深入研究生态与人文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资源。
在消费主义弥漫世间的当代文化语境中，由于受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倾向的冲击，文学意义普遍地减弱与流失，趋于贫困化、平面化、低俗化，尤其是文学教育意义的衰减更是我们身边的显在现实。[3]正是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当下，生态批评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发挥着“载道”的功能。它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资源重新阐释经典文学作品，审视文学和文化传统，传承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为文学理论等学术体制、学术行为赋予崭新的内涵和价值标准。“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他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类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出了人与自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和谐的关系。”[4]文学天然地具备生态和谐的品质，这就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其不断挖掘文化的生态内涵，进一步彰显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外，生态批评通过多角度深度剖析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以资借鉴的文化诊断和文化治疗。人类借助生态批评，经由文学和文化的力量，会深刻领悟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会逐步认识解决生态危机的紧迫性，这无疑有助于人们形成呵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识。
事实上，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内涵包括内外两重危机。外面的危机也即自然生态的破坏，而内在的危机则是指人的生命的物化，即人类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原有的平衡被破坏，物质至上的享乐主义造就了不加节制的贪欲和对自然资源不加限制的攫取，这种内在的危机更是当今生态危机的直接诱因。可以说，“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美好的未来进化”[5]15。生态批评是开启传统思想枷锁的钥匙，让我们拨开发展之路的种种迷雾，关注和超越市场化中人的物化乃至异化的现实，对传统文学经典中的文化理念加以扬弃，正确评估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在生态批评的导引下，我们应该反躬自省，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态度积极建设人文生态，逐步确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确的生态理念以及和谐包容的生态意识，最终建立人类诗意栖居的自然和精神家园。而要达此目的，生态城市建设自然是这一思想认识应有的题中之义。
二、生态城市：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和谐统一
现代城市生态思想源于霍华德（EdwardHoward）的田园城市，该理论展示了城市与自然平衡的生态魅力。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1984年《人与生物圈计划》第57集报告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概念，提出“生态城市的建设即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性，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6]。自此之后，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开始走向实施阶段，人们力求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安全、和谐、高效的城市发展目标。
前苏联生态城市学家杨诺斯基（O.Yanisty）在1987年提出生态城市的理想模式，即“技术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7]。生态城市建设就是要在城市区域内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逐步达到经济高效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友好宜居、人文生态健康合理的最终目标。
随着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影响的日益扩大，在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的倡导下，国内也进行了大量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从而丰富了中国生态城市理论的内容，也在实践上为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王如松等学者认为：“生态城市并不是一个不可企及、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而是一个可望可及的持续发展过程，一场破旧立新的生态革命。”[7]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啻为一次思想观念上的生态革命。
具体而言，生态城市就是在城市发展中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统一。自然生态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状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先决条件，也能经由人类活动而发生改变。所谓人文生态系统，亦即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它是由各种社会文化要素所构成，而各种要素之间既互相关联又互相制约，是发生互动作用、不断流变的动态复合系统。人文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条件，又是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人文生态是社会发展的主导环境机制，包括“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在物质、信息、能量交换基础上完成的知、情、意多层面的平衡、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8]。人类就是在自然和人文两种生态的良性互动中进化，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人文生态建设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良性的人文生态反过来可以优化自然生态，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容关系。人文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打造区域文化内涵，凸显地域特色和魅力，增强城市亲和力。自然生态需要人们精心的爱护和呵护，改善自然生态也需要人们去设计和筹划，而这些都是人文生态建设的应有之义。